听到这里，秦思民还是把它看做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类的梦想。这些企业让他呕心沥血多年，也让他头疼了多年。陆承伟出了钱，背着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沉重包袱，又无条件地送给陆川政府百分之十的干股，天下哪有这等美事？有一刹那，秦思民在想：是不是陆家在用这种方式寻找一个下台的台阶？不管，伤面子，管又管不了，只好这样大包大揽，逼你不好意思把破东西卖给他。可又一想：“一旦陆承伟是真的想买呢？错过这个机会也太可惜了。陆承伟买这些企业干什么？当玩具玩儿吗？”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资本论》曾这样揭示资本家的本性：当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三百时，这种人连杀头都不怕了。正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田青廉先表态了：“陆总，我们回陆川就进行资产评估。陆川能出你这种高人，是九十万人民的幸事啊。”
陆承伟眼睛盯着餐巾看，慢慢地说：“我想补充两点。第一，我是陆震天的儿子，红色政权的传人。我要是对陆川搞落井下石、玩空手道赚故乡人的钱，老革命家肯定会大义灭亲，陆川的父老乡亲会挖我家的祖坟。第二，我的承伟实业，与我爸、我大哥、我姐夫，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合作期间，我不想惊动他们。”看看手表举起酒杯，“两点半，我约见了一个日本客人，失陪了。来，为我们开始合作，干一杯。”
陆承伟如此轻描淡写，为这次合作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面对陆承伟抛出的诱饵，两位陆川的父母官已经开始感到左右为难了。太急于出售，怕陆承伟借机压价；表现得不够积极，又怕陆承伟借故退出。非正式地一交手，陆承伟完全占据了主动。他认为，既然中国选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金钱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至于他收购陆川的企业后，准备怎么运作，就先让别人猜测吧。
组织计划司副司长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八点至八点二十，史天雄审看电子处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全国VCD生产厂家第二年生产计划已突破两千万台，建议部里开个吹风会，给VCD热降降温。八点二十至八点半，史天雄带着这份报告到了司长办公室，简要向司长表明了对开这样一个会的意见。八点半至九点半，史天雄去计划处，参加一个短会，会议的内容是如何回复十二个小电视机厂在长虹电视机准备再次降价消息传出后，发来的救命呼号。九点半到十点，接了三个电话，为一个要离婚的副处长开了准离证明。十点到十一点，参加陈部长主持的一个如何领会十五大精神，再为企业放权的小型动员会，其中有四十分钟是宣读十五大文件。十一点到十一点二十分，史天雄又接了三个不关痛痒的电话，其中一个还是拨错了号码打来的。十一点二十，左腿旧伤处疼痛难忍，史天雄拿出热水袋，灌上开水，边给伤腿加温，边给刘玉林医生打电话，电话那边没人接。十一点三十，走廊里开始嘈杂起来，服务公司把盒饭送来了。
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吃着盒饭，史天雄回忆了上午所干的几件事，脸色凝重起来。部里为给VCD热降温，已开了两次会，可产量却在以几何级数逐年攀升。长虹已经搞了两次大幅降价，每次都引起小厂强烈反对，部里对价格竞争已失去了仲裁权。副处长离婚不离婚，完全是他个人的私事。十五大文件，已经在各种会上宣读过四次。刚刚过去的三个半小时，特殊意义在哪里？
陆承伟这三个半小时在干什么？他不敢细想。
十二点钟左右，史天雄再一次被这个念头攫住了：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要到红太阳去，到红太阳去。
红太阳电子集团公司，是电子信息部部属大型企业，地处S省省会西平市东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它叫红太阳电子管厂，厂长就是陆震天的亲侄子陆承业。整个八十年代，红太阳在陆承业的领导下，靠家电产品在全国的家电行业独领风骚，一九八八年抢购风正刮时，陆承业厂长签名的提货单，不但可以当做货币流通，而且曾使不少人一夜间暴富起来。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家电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长虹、海尔、天宇、春兰和康佳奇迹般地崛起后，红太阳就走上了下坡路。曾经当选首届全国十大企业家的陆承业在决策时，不过出现两次闪失，七八年过去，红太阳这个在八十年代末被称做航母的大型企业，竟不可扼制地走到了资不抵债的悬崖上。陆承业的第一个闪失，是过于相信红太阳牌子的影响力，心疼每年支付给电视台的一千二百万广告费。等他发现这个失误，想重新分割一块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这枚蛋糕时，红太阳已显得实力不济了。陆承业的第二个失误，只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在三年前准备上VCD时，投了否决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