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她老人家停住上下移动的手，放下线球，教导你怎样恋爱。从上个世纪的旧世界中过来的人，熟悉男女间的调情和新世界的某些人物熟悉怎样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样。男女之间调情的艺术比任何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更复杂、更持久，这可是一门真学问。所以，有一次纳塔丽笑着对你说：“你这个人倒很能讨女人喜欢！”（有好几个女人说过这样的话）你却马上热泪盈眶。你将两眼望着窗外，“这是我母亲教会我的。”你说。这时艾菲尔铁塔恰恰燃亮了灯，顿时它通体透明。
于是，你在巴黎的那次酒会上，你下定决心追求纳塔丽。你磨拳擦掌，准备使出你母亲教你的全部解数。你觉得这是你为了你母亲非得去完成的任务。你向你母亲编造了好几个在劳改农场的恋爱故事，却没有一个在巴黎与法国女郎的爱情游戏。这个遗憾会使你母亲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她喜欢她的儿子去一个一个征服女人，至今你犹能记得她绕着线球时那种急切地盼望你去取得胜利的目光。那使她陡然年轻了许多岁，肩上的头皮屑闪着银子般华丽的光泽。旧世界顽强地从它的废墟浮出海面，跳跃出粼粼的波光。在六十五岁你死去的那一天，你才了悟到你在你母亲面前就和公猫在“太太”面前一样，你和公猫担任的是同一个角色，是慈祥的老年寡妇心灵的寄托。
话说，从酒会出来，你不再坐会议指定给你的车却径直向纳塔丽的那辆雪铁龙走去。那一晚，你轻而易举地就留在她那小小的公寓里，而她和你zuo爱却是因为你的回答引发的。她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你？”你答：“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看到你在酒会上注视我的眼睛。”这当即使她情yu高涨。事后，她掰开你的拳头细细地寻找。她说她从波希米亚人那里学了点手相术。她看了半天，最后把金黄的头发捋到脑后，说：“你这个中国人太复杂！从你的掌纹看，你前面有一个人，后面还有一个人。”
你笑了。你说：“你这句中文说得不准确，你应该说：‘你有两个灵魂’。”
可是，你死的时候你知道了，她说的中文完全正确。
为此，你更感到“太太”不可理喻。她不过是个食利息者，每天坐在白色的吊椅上静静地摇，像钟的摆锤一样，等待股票升值。而股票市场的“黑色的星期一”还是后来的事。如果没有“黑色的星期一”，这世界便没有她担心的事了。
“太太”说她不想回大陆观光，“除非他们把你父亲的骨头找着了”。你耸耸肩膀，你说那是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听说大陆的警察制度很严密，要查，总查得出来的！”“太太”捏紧小拳头质问你。“太太”的不可理喻使你都懒得跟她解释：即使她得到一副脚趾手指都齐全的骷髅也肯定是假的。虽然由谁的骨头来冒充你父亲你都不介意，但你知道你已经没有耐心来陪她流泪。
而你的母亲却不然，她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她死得洒脱，死得漂亮，死得一点不拖泥带水；她不吝惜她丈夫的骨头，对自己的骨头如何处理也毫不在意。她丢掉她全身的骨骼就像去赴牌局前在美容院里丢下了修去的手指甲一样。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就听见过你母亲的牌友们赞扬她的“牌风好”，“胜不骄败不馁”，有大将风度，输了十几根“条子”在牌桌上仍然谈笑自若。如今，她明白了“组织上”已“和了满贯”，退出牌局时还有闲心跟外调人员开个小玩笑；我的赌本早就光了，你们把我这副老骨头当筹码拿去吧！
她老人家退出牌局的时候你正在“群专队”。
“九专队”这个新名词和“巴黎公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立即取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又涂上了古典的革命色彩，但外国人却对其迷惑不解。有一次你给纳塔丽讲“文革”的历史你说你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间在“群专队”，她睁大了湖蓝色的眼睛还以为你被外星人掳了去，在某一艘神秘的飞碟上。当时她倚在你怀里你搂着她的腰。“不，”你说，“我们中国的革命追根溯源都能追到你们法国人身上！”说到这里你在她Ru房上报复性地捏了一把。“譬如说罗伯斯庇尔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象他是被一群乱七八糟的群众推上的断头台。今天砍这个脑袋，明天砍那个脑袋，砍得兴起一阵乱砍，这便是自发的‘群众**’。到一八七一年你们巴黎人把这种群众自发的行动发展成暴力革命的一种形式。以后经过了七弯八拐传到中国，但‘革命’却在中途磨损掉了，中国人得到的只剩下一堆‘暴力’。‘群专队’就是有组织的‘暴力’！”“那么，‘群众’为什么要‘**’你呢？”她似乎明白了却又提出个纯属西方女性的傻问题。你要和任何一个中国姑娘说你曾被“群专”过，中国姑娘决不会问你个“为什么”，只会给你一个会心的微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