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光启的了解越深，李白就越佩服这个人。
这位在王者大陆重生的猛人，总是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玩意，变成非常厉害的法术。
譬如，他现在正在使用的法术“金火掌”，就是从某些经典古籍中领悟出来的。
《天工开物》记载，黄金是五金中最贵重的，一旦熔化成形，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白银入烘炉熔化，虽然不会有损耗，但当温度够高时，用风箱鼓风，引起金花闪烁，出现一次就没有了，再鼓风也不再出现金花。
只有黄金，用力鼓风时，鼓一次金花就闪烁一次，火越猛金花出现越多，这是黄金之所以珍贵的原因。
山石中所出产的，大的叫马蹄金，中的叫橄榄金或带胯金，小的叫瓜子金。
在水沙中所出产的，大的叫狗头金，小的叫麦麸金、糠金。
在平地挖井得到的叫面沙金，大的叫豆粒金。
这些都要先经淘洗然后进行冶炼，才成为整颗整块的金子。
采金的人开凿矿井十多丈深，一看到伴金石，就可以找到金了。这种石呈褐色，一头好像给火烧黑了似的。
蕴藏在河里的沙金，千百次淘取，偶尔才会获得一块狗头金，叫做金母，其余的都只是麦麸形状的金屑。
金在冶炼时，最初呈现浅黄色，再炼就转化成为赤色。
现在，徐光启正施展金火掌对敌，一双肉掌泛着金灿灿的耀眼光泽，却是炽热无比，猛拍向李白的脑门、心口、脊椎等重要部位。
李白踏着闪现疾风步，并不硬拼，继续用神识天赋窃取徐光启的技能和相关信息。
有学者认为，徐光启是“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比一般大家所说的林则徐（史家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要早二百年。
1600年，在南京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轨迹。
当时的西方，耶稣教会掌握最先进的思想、科技，而外国贵族后裔利玛窦来到发达的华夏，自然会用西方最前卫的科技，来证明自己的文明。
加之明朝一批学者的实学风潮兴起，徐光启便通过利玛窦“开眼看世界”。
徐光启认为，农业为富国之本，正兵为强国之本，所以他一贯很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他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置险阻、整顿车马、储备军事器械、打造将帅之才、训练戎卒、严格制度、赏罚分明”，但他认为，这些都只是“世俗之谈，国家的想法”。
他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在这么多话中，有两句非常重要。一句是求精，一句是责实。一旦求精，就有深谋远虑的人互相学习，不随时间逝去；一旦责成事实，就会有忠君爱国之士为国家考虑，十倍于贾谊，也未尝不可。
“求精”和“责实”，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核心。
徐光启大力宣扬管仲的“八无敌”，即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以及晁错的“四预敌”，即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
做到“八无敌”，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
据此，他提出了“极求真材以备用”、“极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极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极造都城万年台（炮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极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等等。
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是“八无敌”、“四预敌”思想与“求精”、“责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徐光启和当时的登莱巡抚袁可立，都是积极主张从战略上强化对高丽国控制的少数军事战略家。
在上述这些办法和措施中，徐光启尤其注重对士兵的选练，提出了“选需实选，练需实练”的主张。
徐光启特别注重武器制造，尤其是火炮的制造。
管状火器本是华夏的发明创造，但时至明代末年，制造火器的技术已逐渐落后，由于边防的需要，急需引进火炮制造技术。
为此，徐光启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
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兵、骑兵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探求。
他可以称得上是华夏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开始，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
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等。
这些“条格”，实际上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也是华夏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
《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也体现了徐光启“实选”、“实练”的责实精神。
万历四十七年（1619），离清军入关还有26年时，徐光启就已察觉到明朝危如积卵，满族在关外虎视眈眈。
然而，他巡视了一下营中军械，都是嵩山少林之长棍、河南田间之镰刀、山陕农民之长耙，还不能人人都配齐。
于是，徐光启决定采用先进火器，避免冷兵器肉搏。
他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大炮，却被告发私办军火，一路受阻。三年后，红衣大炮最终到达北京。
当时的北京城，会造炮的，都是上海的天主教徒。长城上一炮打出去，击中了一个人，此人三个月后离世，正是努尔哈赤。
多年后，多尔衮才打进中原。
文官练兵，虽有魄力，却很容易招致朝廷各种言论。
徐光启逝世前一年，几十年来一直追随在他左右的学生，同他一起带兵的孙元化，在冤案中被朝廷杀害。
徐光启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次年于忧愤中病逝。
………………
在明代，华夏的人口仅五千万，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则飙至三亿。明末清初的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徐光启的那折《甘疏》。
番薯是在十六世纪，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引种到菲律宾，殖民当局严格控制，西班牙人不让一块番薯出领地，以防传给华夏人后，夺了他们自己的种植利益。
在南洋一带谋生的福建闽南移民陈振龙，设法把番薯藤藏在船里，靠着几根青藤繁殖起来，才冒死把这种神奇的粮食作物带到台湾，再传入福建，于是活人无数。
徐光启是内地士大夫当中，“第一个吃番薯的人”。
1607年，徐光启回上海为父亲守孝。在家三年，他年年都请在福建莆田经商的一位徐先生带种子回上海，试验移植。
当时，人们认为番薯是南方植物，不可能在长江流域引种。
江南平原地区要种植番薯，最难的就是“传种”。在播种季节，茎块不是霉烂，就是冻僵，或者温湿过度，甫经越冬，已经发芽。
为找到薯种“冬藏”技术，徐光启用窖藏保温，铺稻草防湿，在霜降前收种以避冻，在清明前下种不发芽等方法，终于成功了。
他总结出“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为“松江法”，把番薯种植地图，往北方推进，直到山东、河北、高丽和满洲。
“松江法”，是高纬度地区的番薯种植技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海疆万里之外的异国作物，落户江南，并没有发生生物学上严重的“退化”现象。
徐光启不无得意的道：“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
徐光启的心思，与一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他并不是消极地“辞官归田，告老还乡”，而要完成自己的一生志向，完成那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试验”的“农业革命”。
据说，徐光启设在天津南郊的农庄，有1500亩到2000亩，都是从盐碱荒地里开垦出来的土地，试验把水稻引种到华北平原。
他改进的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解决了北方旱地水稻种植的难题，使得水稻种植在天津扎根。
明朝开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来享誉全国。
徐光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人，如今已经在王者大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