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故乡、故友、故人
我的几位老师（二）
1959年，我在白玉小学毕业，通过升学考试，我被拔尖考入邵东二中，开始了我中学时代美好的学习生活。
邵东二中坐落在离廉桥不远的柑子山下，前身是抗战时期从南京迁徙过来的三民中学。刚进入一个新环境，什么都感到新奇：美丽的校园，宽敞的大礼堂，高高的教学楼，很多藏书的图书馆，神秘的教师宿舍……生活也比家里好多了，不说别的，单说吃饭，雪白的“机子米”蒸出雪白的大米饭，香喷喷的，不要吃菜，米饭扒进口就哧溜溜一声钻入肚子里了。但是，不久苦日子降临，饥饿跟进，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对学校的新奇度也打了一点折扣。尤其是看到学校两位右派老师的遭遇，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有一位右派老师姓林名镇宗，他个子高高的，身子骨单瘦。林老师木讷迟钝，脸无表情，除非别人喊他做事，他才答应一声，不然整天沉默寡言，和晚年的润土差不多。林老师在学校打杂，有时候给澡堂挑水，有时和学生一起勤工俭学……总之，喊他干啥他就干啥。冬天，他手上开了很多裂，用胶布缠着。他和本校的林持真老师是本家。林持真老师是党员，学校工会主席，高三班班主任，但林持真老师见了林镇宗老师却绕道走，原因是一个“怕”字。一个党员、学校工会主席害怕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右派分子。
林镇宗老师死在1960年冬天。具体死于什么时间，无人知晓。两天后才发觉林老师已经死亡，耳朵被老鼠咬烂了。林老师的尸体躺在门板上，用床单覆盖着，干瘦的脚丫还裸露在外面，他的家人悄悄地抬走了林老师。林镇宗老师悄悄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另一个右派老师叫曾仲良。
据说，曾仲良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某一个报社回来的。为报效祖国，曾老师从繁华的香港回到百废待举的大陆，从报社编辑到当中学老师，一腔热血，怀揣美好，想不到报国无门反而被打成右派！
曾仲良老师打成右派后被安排在学校里管理澡堂，给学生澡堂烧洗脸、洗澡水。林镇宗、曾仲良两位老师可能是被划成中右，不然会被清扫回原籍的。
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深。那时邵东二中是完全中学，有高中部、初中部二十来个班，教职员工一千多人。我们每天清早起床后跑步去操场做操，做完操后又跑步到澡堂排队领洗脸水，场面很热闹也很拥挤。给学生发放洗脸水的是曾仲良老师，他在这个时候手忙脚乱起来，也稍微显得有一点“权力”了，当然是在此时此领域。有一次，他给高一班学生杨叔含发洗脸水时，因胳膊被人碰了一下，一瓢水泼得剩下不多了。杨叔含要他还加一瓢，是人声嘈杂曾仲良老师没听见，还是后面蜂拥而上的学生使他手忙脚乱，他没有给杨叔含添加水。杨叔含怒吼他：“死右派分子！”声音很大，很多同学都吓了一跳。曾仲良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只“你，你你……”说了一连串“你”，他脸色惨白，似乎要晕过去。
后来曾仲良老师做了学校图书室管理员。烧澡堂水的工作由学校工友担任，挑水被勤工俭学的学生包了，因为每一个班每周要劳动一天。
我回乡修理地球后的中间十几年，不知道曾仲良老师还经受了哪些磨难。
极左亡、“四人帮”倒台后，曾仲良老师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他被安排到到团山乡双江中学教书。当时教师奇缺，曾仲良老师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门门学科写得出教案，上得了课堂，是个很有威望的多才多艺的老师。只是五十多岁了曾老师还是孤独一人。经人说道凑合，曾仲良老师和团山乡民主大队的一个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女子结了婚，结束了鳏寡生活。
邵东二中当时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老师也配备得很齐，有专职的音、体、美老师。体育老师有张继刚、吴松林、彭少海、申桐发等几个。美术老师是刘礼云，刘老师曾经是邵东报的美术编辑。
许第元是专职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初中部的音乐，高中部没开音乐课了。不知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正宗科班出身。许老师单瘦且个子很高，肤色微黄，理着分头，常穿着一身白色制服。他的嗓音很甜美，有点像现在台湾歌手费玉清的音色。上课时，一根闪亮的金属指挥棒不离手。
许老师是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每次学校集会，他总站在台上发音指挥大家唱歌，出头露面的场面较多。有一次在廉桥冬瓜山割青积肥，能被风吹得倒的许老师也跟着林持真老师脱衣打赤膊鼓干劲。看到那干瘦的身子真是吓人！不能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他胸脯肋骨根根突出，像一把鱼刺骨，肚皮贴着了后背身，手臂皮包骨头，骨关节膨大突出……本是大活人，却疑为一具骷髅。
是一件小事却使许老师一落千丈。那时，粮食是定量的，不会因为你个子高、食量大而给你多吃点。许老师个子高大而且年轻，每月十几斤米产生的热量哪能支撑住他那高大的身躯？许老师一天天瘦下去了，走路、说话有气无力。原来他上音乐课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此时却要坐着讲课，也再没见到他引吭高歌了。
饿得半死半活的许老师有一次到厨房里去打热水，看到现场无人，就偷偷地从米柜里抓了几把米放进口袋，哪想被工友熊乔久碰个正着。熊乔久是党员，学校炊事班的班长，他把看到的情况汇报给学校领导。许老师受了处分，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检讨，这无异于给即将倒毙的许老师又一个致命的打击。
从此，许老师一蹶不振。
后来，不见了许老师，不知道是调走了，还是怎样了？如果许老师逃过了那一难，如果许老师躲过了后来的各种劫数，至今还健在，我衷心祝愿许老师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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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真明老师是我们初三十班的班主任。她齐耳的短发，脸上有一对酒窝，配上一口晧齿，笑起来很好看。她脸上虽然有几颗稀疏的小雀斑，但并不有损她的漂亮，反倒显出她的娴淑文静来。胡真明老师有一个习惯性动作让我记忆深刻。她在讲台上做笔录时，一只手拧开钢笔帽，再套在笔杆上，接着书写、记录。完了，盖上钢笔帽、拧紧，再别到口袋上，都是右手操作，左手不参与，动作一气哈成。
胡老师是从邵东一中调过来的，听说她丈夫原是邵东县团委的一个干部，被打成右派，有可能两人离婚了。胡老师带着一个小女孩，白胖胖的很可爱，在廉桥完小读书。胡老师对学生很和气，在学习和生活上处处给予关心照顾。看待事物和同事相处也显得挺开心、蛮开朗的，常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充满着青春活力，一点看不出她的内心的苦楚，背后可能不是这样了。那个时候，人们常常以多面孔示人，把各自心里的东西埋藏得很深很深的。
听同学彭凤仪讲，胡老师遭遇最惨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里有一段时期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中、小学全部下放，归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胡老师，一个孱弱女子，从学校下放到公社，再从公社下放到大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嫁给了大队的民兵营长。她就这麽煎熬着时日，挣扎着存活。
几年后，有学生见到胡老师时，已经认不得她了，一头白发，活脱脱的一个白毛女；神情迟钝，犹如麻木的祥林嫂。再后来，胡老师死了。
如果有九泉，愿胡老师九泉下安息；如果有天国，愿胡老师成为天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