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许别有价值，但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导》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人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的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详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一九九七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范闻彰”就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
我原来以为，有了这块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人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一图多议》则是一个列于卷首的小栏目，其功能相当于餐前的开胃酒或者小冷盘，调动读者往下读的胃口。它必须有一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配以两三则观点相异甚至对立的短论，构成正反相攻、阴阳互补、见仁见智的思想张力和辩证视野。这些短论有的是特邀作者写来的，有的是从报刊文章中摘来的，实在没有合用的文字了，编辑们就一人分配一个观点也临时对练起来。事实上，编辑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观点各异，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议甚至多吵，整个办公楼里就这间房子里的高声争吵最爆。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一九九九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至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人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管理改制蒋子丹为改版开始了全方位的劳碌。组稿是她的强项，一过晚上九点就是长途电话半费的时间了，她的电话打击点总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区开始，逐次南移，最后落向广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议。
现在，排版设计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在杂志社决定自己排版出片后，最初几期都是她守着电脑员折腾出来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让两家来接人的丈夫都哈欠连天地一等再等。发行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为了弥补订阅数量的不足，她开始习惯与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一切经营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时打出几十个电话才能追回一笔小小的书款。到后来，她还必须开车，接送编辑们上下班，这是因为整个机关没有专职司机；她还必须看病，为大家充当医疗顾问，这是因为好几次医生的误诊都被她及时纠正。有人已经建议在她的办公桌上摆一个牌子：蒋半仙，门诊费每次十元。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君特^弗兰克〔&010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马刀。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郑国琳是最早加人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人，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九十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人才资源。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场化的好处。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釆烈的程度。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