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银、袁鹰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因为报告文学特殊的文学地表达社会生活真实的特性，所以，报告文学所报告和描述的社会生活真实内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存在以至当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比较普遍的研究认识，报告文学至今也不过近百年的历史。中国的报告文学活动，起始于二十世纪的前期。比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诗歌、散文和戏剧、小说这些传统的文学形式来，报告文学的历史更是短暂。但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报告文学从一登上文学舞台就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政治性显示自己的撼人力量。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报告文学力作更表明它同人民命运的血肉联系。其中几十年的风雨岁月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学的要求，在虚构的文学不再能够完全满足人们对真实事件、人物和相关社会矛盾内容了解欲望的时候，后来的新闻传媒又因为要适应社会生活的纷纭与变化迅速的需要而无法将更多、更丰富多样的事实背景和主观理解诉诸大众的时候，报告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就在虚构文学不能直达真实的事实和新闻传媒不可能充分报道事实真实的空白地带，建立起了自己的营盘，开始独立和个性地行动起来了。所以，报告文学是有着坚实的社会生活成长基础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活动空间的，并不像有人偏颇地认为其缺乏生长基础，是一种人为的制造和作秀。报告文学是一种及时地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社会生活变化和人们的文学需要而出现的有自己特性的文学体裁，这巳经是被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证明，被众多的读者欢迎并习惯接受检验的事实。
中国的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一个必要的发展过程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以徐迟先生的《舟德巴赫猜想》为标志，以黄宗英、柯岩、理出和此后许多作家的成功参与而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充分将自己的个性魅力和作用影响情形向人们作了成功的展示。随着报告文学个性魅力的突出表现，过去一直依附于散文体裁，或者是游荡于新闻和文学之间，被人视为“边缘文学”、“文学杂种”的报告文学，终于“由附庸蔚为大国”（张光年语〉，以一种新的姿态与表现展示于读者的眼前，备受人们的追读和期待。
报告文学成为“大国”的标志，首先是人们对于这种文体特殊性和表现魅力的认可与选择。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各界的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时洛阳纸贵。一个此前颇受争议的知识分子、数学家，突然被作家激情、诗化地作为赞美的对象加以描写，除过人物自身的特殊魅力外，还使人们感到，自己身处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过去似乎既定的判断、结论、对象等，好像可以更加接近真实的认识、评价了；新鲜的内容再加上毫无空泛政治说教及新“八股”表达的文学艺术性，使《哥德巴赫猜想》成为了一面高扬的旗帜，使报告文学成为真实地、文学地表达社会生活人物的很好样板。从此，报告文学创作伴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迈进，在一个有利于它成长发展的环境中，一发而不可收。诗人、小说家等纷纷参与报告文学的写作；报告文学成了人们参与和追读的热门对象；报告文学作家成了文学舞台上的主角；报告文学成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号鼓与引领标志；报告文学所表达的内容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议论话题一一报告文学创作似海如潮，波浪滔天；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孕育和激发了报告文学的成长繁荣，报告文学也以其极富个性活力的表现回报了时代和人民对自己的要求与希望。“报告文学的时代”开始到来了。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中国文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是报告文学通过自己的表现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奇迹。
真正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人，他所感觉的报告文学，除过这种浩大气势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报告文学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在社会生括中所发挥的个性独特作用。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当代报告文学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辉煌成就,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很好地参与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文明进步与变革。报告文学是一种只有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土壤里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学。离开了同社会生活的联系，报告文学就无可用手足，无法表现自己参与社会生活变革的作用。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正是将自己的创造同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和前途发展，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情绪联系到一起进行选材、采访、描述、思考，在全局的背景上观察具体的人和事，在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全局的脉动，从而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对现实的生活矛盾、事件、人物等进行了真实的报告之后才获得了人们的接受和喜欢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视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角落，大量的以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因为在许多的社会生活对象及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审视判断，在对于包含美质对象的真诚歌赞和对于丑陋落后现象的无情批评过程中，报告文学在建设和修正、埋葬等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样类型的报告文学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当代的报告文学创作发展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一种观察思考性的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表达方式，这些年间，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很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风采。有太多的事实说明，在现实的中国，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是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希望，在时代的前沿引导人们向文明前进的旗帜；是站在船头观测航向躲避冰山暗礁的引航人；是冲锋于阵前英勇搏斗的战士；是布洒温情和大爱的真情使者一他们对社会所表现的负责态度、使命意识、热情精神以及智慧表现、果敢作风、无私品格等等，着实令人一次次地感动。正是因为如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柯岩的《癌症弇死亡》、《奇异的书简》，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痴情》、《她有多少孩子》，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赵瑜的《强国梦》、《马家军调査》，胡平的《中国的眸子》、《美丽与悲怆》，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和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等作品，才能够在当时和经历时间的考验之后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撼力量和历史记载价值。“士志于道”，是一种精神的体现，“经世致用”，是一种学风的表达，“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则是一种精神和学风、作风的共同表达。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品质，可以说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家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在当今的各类文体创作中，报告文学作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种。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潮流日渐高涨，追求名利的欲望和表现空前露骨，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玩命作秀，仅仅关注个人一己的情绪波动人生悲欢，甚至以丑陋为时尚等社会创作现象纷纭惑众的时候，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的这种人格操守和魅力，就显得特别的高尚与动人了。
热情地关注社会生活，智性直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变革，这是报告文学充分表现自己个性和能力的很好方式。近三十年来，报告文学对于社会生活毫不躲避的参与行为和许多敏锐智性的表达，得到了读者非常充分的肯定。在陈景润是“红”是“白”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徐迟的报告用真实生动的形象作出了最特殊和直接的回答；在中年科学研究者处境尴尬，生活工作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黄宗英的《大雁情》生动地报告了他们的困难状态，立即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柯岩的《船长》激情诗意地描绘了开拓者的行迹；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则用一句当时被认为是“反诗”的诗句为标题，隐含着一种明显的反抗和赞美情绪一类似这样总是在人们的心弦上敲击的独到表现，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可举证的现象太多了。可以说，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相呼应，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牵连，是报告文学行动的原则和目标。是呐喊呼号，是擂鼓助威，是忧患沉思，是憧憬期待，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和目标进行的。难得的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表现出的敏锐智慧和独到深刻，时常给人茅塞顿开之感。在有关人类生存命运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在作为一种髙深的科学课题只有很少数人从事研究的时候，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唤醒的已经不仅仅是伐木者，而且还有很多对生态环境无知的人们；在很多的体育官员和众多的热心体育的观众，给体育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负担，使体育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本质和方向目标的时候，赵瑜的有关体育的报告却引发人们反思和回归；胡平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踪拷问，邓贤在现实和历史中的穿梭与辨识体悟，卢跃刚对现实丑陋的审视与鞭笞，何建明对民生苦难的关注和对解民命倒悬的共产党人的赞美及陈桂棣对正义的声援和对自然环境的忧患等等，都在各自的关注点上达到了很高的髙度，时常为人们所道及。当代的优秀报告文学，是一种凛然精神的表现，是一种智慧的代表，是一种独立人格和形象的塑造，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表达和永久的历史书写。
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热情接近，是渴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审视与思考判断和文学地表达，从主观上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影响的写作。所以，没有了同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联系，报告文学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但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报告文学作家也必须表现出自己把握表现题材的能力和相应的文学个性。这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本“书系”先期推出的这些作家，尽管还因为无法抗拒的原因而存在种种缺失，但作为一次历史的认真检阅，还是可以代表和表现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状态和特点的。这些作家，曾经作为创作的主将参与和推动了报告文学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丰富革新，同时又在各自的创作中，显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以为，像徐迟的激情和智慧表达、黄宗英的投入与自由描绘、柯岩的敏锐和诗化叙述、理由的机智深情与华美书写、徐刚的高视与动情诉说、赵瑜的专注研究与形象表达、胡平严峻、邓贤通透、卢跃刚刚正、何建明深情、陈桂棣执著这些尽管概括不一定全面准确的个人风格表现，都是从各自的角度非常有力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表现方法，为当今报告文学的多样表现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文学是时常因为题材对象的改变而作家不易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上面涉及的这些作家，因为他们真诚地对待报告文学写作，就或因性格、或因思想、或因睿智、或因激情、或因理想、或因使命、或因这一切的综合，而在不同的题材内容中表现出自己特异的创作风格。他们对于中国报告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报告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的坚实基础所在。
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繁荣，是处于转折时期的社会环境和中国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参与共同造成的。转折时期的社会背景为报告文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题材和开阔的活动舞台，作家的自觉和进取则使报告文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表现。思想内容方面的前沿、独到、洞明、深刻使报告文学作品显得很有时代性，庄重、充盈，在形式表现方面的革新和探索，也使报告文学具有一种大气魄，灵活多样地承担不同题材内容的可能。
在此之前，报告文学大多是一些诗人、小说家等人的随手之作，很少有人将报告文学创作圈定为扫己的写作方向。因之，报告文学创作往往是在“遭遇战”的状态下发生。所产生的作品，也多为个事短篇，题材细微，内容直白浅显、有很分明的新闻色彩，带有明显的随意获取感悟性特质。再加上受传统正宗文学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只有诗歌、小说创作才能够成就大作家，才能够产生传世作品；而报告文学在其还处于成长的过程中时，还没有将自己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作用很好地表达出来，自然就造成了许多对报告文学忽略或轻视的现象存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之不能够独立，不被人们承认，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己没有迅速成长壮大丰富起来。到了0世纪后期，随着《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大批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报告文学在一个文学孤寂，人们渴望文学发挥的时候，突然有了成熟的标志和巨大的社会震撼力量。当报告文学的旗帜高髙地飘扬的时候，报告文学就开始作为一个人们追求的方向，明确和坚固了自己的阵地，聚集起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出发了。从此，报告文学大器晚成，雄壮了起来。所以，文学表现力的加强和表现手段的丰富，也是报告文学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报告文学开始成为一种正剧一般的写作；报告文学的表现超越了单一人和事的约束；报告文学在把握事件人物时有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了集中表现和全景审视的多样变化；报告文学出现了长、中、短不同的篇什，十分灵活，承载力大大提高；报告文学题材的范围更加开阔，现实、历史、情感、行为包容丰富等等。报告文学的大作家不断出现；具有分明个性风格又有自觉文体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多起来了；报告文学的种类和样式也在不断地增加一很多人以报告文学写作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足以自豪的声誉，有不少作家也将以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鉴定他的社会历史位置。表现形式的改变和艺术表达的更新背负着厚重的内容，报告文学在现实历史的时空中飞翔，将自己的身姿向人们展露，接受人们由衷的欢呼！
有太多的理由对于报告文学纵情欢呼。但是，对于报告文学的遗憾乃至不满也会有不少的理由。当报告文学长时间地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功利的欲望、投机的心理、单纯物质的索取、庸俗的献媚、无耻的攀附等等现象也打着报告文学的招牌出现了。一时间，报告文学被人涂抹得满身满脸的污浊，让喜欢她的读者伤心，使各样的小人得志，给不少庸俗无耻的人带来欢愉。然而,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这种浊流掩盖和孤立不了真正的报告文学，人们的愤怒之声常有，严厉的抨击不断，不屑的目光很多，但无可奈何时常有，只有等待历史的检验和时间无情的淘汰丫。
可喜的是，认真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依然不在少数。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可是，人们总是怀念和期待0世纪80年代时报告文学那浪涛汹涌般的气势。是的，这之后，报告文学创作因为遭受重创而出现一度的沉寂。但是，在经历风雨以后，报告文学创作在反思和总结之后，明显地具有了一种冷静和现实的表现。报告文学作家更加注重客观的描述，对于主观的表达也变得十分谨慎了。此前那种激情、敏锐、独到也许偏颇的现象比较少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报告文学还是有很多发展变化的，这次选人的邓贤、卢跃刚、何建明和陈桂棣这些作家和作品，就很能够说明这样的问题。在报告文学发生的变化中，出现了很多专注于某个行业领域的生活内容为标的写作。这些作品，虽然有在某一点上的深入代替了在更加宽阔的范围内认识问题的特点，对于“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例证，扩大了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和社会生活的领域，但也存在着以行业的工作展示代替文学创作的现象，有过多的以资料堆积冒充和代替文学表现的不足。不少作品在选择题材方面的随意和在思想内容开掘方面的不力，使许多报告文学表现平庸。如今，机敏性欠缺，锐性不足，思想大众化，表现乏力，不用心文体表现，贪大求全，故作髙深等现象存在，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三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成果，为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了不少的进展和收获，但理论落后于创作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虽然陆续也有理论活动的开展，可总显得直观和表层。可喜的是，这个问题正在得到人们的认识和重视，一批具有现代思维和眼光的年轻学人的介入，将会使这样的不平衡情形有所改变。理论和创作两翼齐飞，这是人们对报告文学的一种殷切期待，也是报告文学进一步跃进的需要。
在报告文学乱花迷人眼的表现中，认真的整理工作显然不够。尽管各类的文学评奖和不同形式的表彰，是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的筛选和阶段性盘点，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和历史的视野角度对报告文学的认识还嫌不够。这一次，在对1976年以来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编辑整理之后，先期推出这十―位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既是想对报告文学作一次现实历史的展示，更是想为关注、收藏和研究报告文学的人们提供一种文本的便利。
004年9月日
风雨同舟
赵瑜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呐喊的文学喧嚣中走来，走入九十年代，带着—个贯穿始终的感觉—在文艺创作的洪流里，论实践，论探索，散文不及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及小说，小说不及美术，美术不及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突破禁锢，最勇敢者是早期的诗人们，远在知青时代和“四五”运动中，诗歌的光焰就灼伤了封建专制者的昏眼；画家们的队伍从“星星美展”出发，掠过北大荒，占领首都机场，踏过了父亲的土地，再不回头；小说家从回归到革命到成熟到收获，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不仅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成就了自身，并且还推动了中国的电影。我用报告文学来叙事，实在是因为我的愚拙无奈。如果我有稍大—些的创造才能，我还是想成全—个虚构艺术的世界。小说主题的厚重深刻，小说文体的相对自由，小说语言的地道与美好，小说作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小说批判的含蓄而有力，小说人物的生动神奇，小说叙述的多变与幽默，小说中生活场景的广阔深远，小说中氛围的尽情营造，小说中无故事的复杂心理或有故事的悬念构置，特别是小说总是把人、把动物、把我们的生活视为研究的对象，这需要多么值得沉醉的创造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好评如潮而读者踊跃，报告文学作家进入黄金时代，我的几篇尝试性的作品也算出了点风头—即使是在时，我也没有找到自己进入创作佳境的真感觉。我力图摆脱报告文学特定规范的捆绑，却始终在文体的狭窄河道中困惑着、怀疑着。为了获得讨论，我在那时曾经唱过关于报告文学的低调子，记得其中—篇文章叫做《清醒才有前途》。
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賦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们面对着极鲜活的当代现实生活，却要用极古板的艺术形式去承载，就很不好办。中国队踢足球输的时候多，其中—个原因就是缺乏创造的灵悟，木然僵化，仿佛健儿们的腿是假肢，战术皆来自兵书且尚未读通，只剩下板着面孔退场的份儿。你永远难以见到中国足球人有纵情大笑的情景，结果中国球迷也落了个—任大泪滂沱的使命。
报告文学越写越僵，文学编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快感，读者们就会“换频道”，评论家们如李炳银等先生就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我原先也做过文学编辑，尤其看重编辑们宽广的思索和中肯的意见，而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直觉，往往是作家们最好的参照系。天下没有哪个编辑想把—部好稿子整坏。报告文学文体的革新，只有作家与编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十年前，《当代》发表《强国梦》，编辑部五位资深编辑不仅奋力“接生”，而且在数年之后，仍然给了我独行于辽东半岛深入马家军的动力。在马俊仁故乡的崇山峻岭中，在王军霞故乡的热炕头上，在大东北呼啸的寒风里，在旅顺港漫长的海岸旁，我真真切切地、不止—次地想到了秦兆阳、朱盛昌，想到了章仲锷、何启治，想到了刘茵在新年之夜到旅社来，帮助我修改《强国梦》的情景。《兵败汉城》的紧急约稿，直至从写作到发表全赖于上海编辑们的当机立断运筹帷幄。《但悲不见九州同》则是我在—次发言中提了个设想，山西《黄河》编辑部追逼“催产”的结果。《太行山断裂》更是《花城》编辑们从北京毅然拿到广东给救活的……
我尊重文学编辑，决不仅仅是出于礼节或职业道德，而是在创作中寻求着力量，追赶着质量，保证着数量。甚至可以直白地说，我是在挽紧了编辑们做搭档，就像乔丹舍不得皮蓬那样。羸了球，我们共同把奖杯举起来；输惨了，我们是—根藤上的俩苦瓜；丰收了，我们是打谷场上乐呵呵的—家子；战败了，那便是俘虏营中俩伤员抬着—副滴血的担架！
—九九五年初夏，我从辽宁回到山西，又来到北京，马家军营寨里五十多天的生活，使我背出了—个足够沉重的行囊。满肚子的话未知从何说，笔往哪里下？我找到章仲锷先生的新居，讲给他—堆没有头绪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十年前《强国梦》的前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章先生对于重头长篇多有把握，此前他主持的《文学四季》屡以鸿篇巨制获胜，马家军的故事如以中短篇说话实难说清。章大编辑谈了许多设想后，给我印象很深的两句话，—是说报告文学应秉笔直书，但不可偏激；二是“你要抡圆了写”，求丰富而拒干枯。以此两点来对得住马家军这—堆难得的好素材。
大约有半年时光，“抡圆了写”这句话时在耳畔。作品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太行山巅的古城陵川县里，我常常自问：赵瑜你抡圆了吗？我对于“抡圆”的理解，除了自己不遗余力这重意思之外，还有要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重意思，还有充分借鉴其他艺术手法的意思，感谢章老师！
我—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过去，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在《小木屋》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充溢着作家主观感受和心灵冲动的美，很可惜，后来被偏重于理念的冰水所浸泡。理念固然可贵，激情岂可残缺？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是最好的社会学调査，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的素材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心灵的美，使读者与我们—道，同悲哭，共欢笑。
《中国作家》向以推动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为己任，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从这里启动，在这里成名。因此，杨匡满、萧立军等编辑—直在思考着报告文学的得与失。匡满兄与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他的诗情，他的创作实践，使他不能满足于缺乏文学色彩的任何—类作品。也许他是基于这个原因，看到《马家军调査》比我原先的社会问题作品注重了—点文学性，就再也舍不得撒手。想发节选，觉得容易片面；想发连载，觉得半途必殇。从—九九六年初完成这书的写作，大约是在那年的秋季交给匡满兄指正，在很长—段时间里，他—直不乐意把稿子退给我，我也并不曾催促他定稿刊发。朋友们，有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足矣。在这期间，章仲锷老师与匡满兄都与我交换过—个善良的想法，就是期待着马家军再创辉煌。马俊仁和王军霞都太不容易了，舆论界包括国际上，都在爆炒“兵变”的悲剧，让他们这—老—小安静些时日，好好地养愈创伤，《马家军调查》如发表过早，并不利于马家军成员对全文的正确认识，他们唯有在逐步提髙了各自的承受能力之后，才能做到冷静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如爆炒再度加温，更不利于新老马家军集中精力恢复训练，去完成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艰巨使命。对马家军补台而不拆台，永远是我们的共识，即使是文中人物有些缺点，我们仍是宽容他们、爱戴他们的。作品晚—些面世，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九九八年初，我要到中国作家杂志社去取回稿子，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闲暇细看—遍“旧作”。匡满兄实在舍不得还给我，便与萧立军交换意见。这位萧老兄此前我只是相闻并不相识，早知他视编辑事业如生命，又分管报告文学的编发，多年来在他手上不知推出了多少佳作。此刻定是“职业病”又犯，—见面，他极坚定地不许我携稿而去。他像—个风雨中的渔夫，网提半边，未知网底有无鱼鳖，是不会放弃的。多年来，每—期刊物，他都是这样，站在船瓶边，在波涛中—网—网打捞作品。有时候，他打捞起满网的失望，重又坚毅地把网撒向江河。这—次，他并不拐弯抹角，像许多东北汉子那样说话：赵瑜你啥也甭说，我只看两天！好货对不起我留下，赖货我登门给你送去，告诉我你住在哪儿！
我笑了，匡满兄也笑了，这位萧兄，求人都不弯—下腰！
我今年四十多岁，也算是经历过—点儿风雨，受过—点儿磨难，我从不悲观哀伤，幸运之处在于，我总是遇到道义相投的真朋友。你不孤单，你就不悲伤；你不诉苦，你就不苦；你不刻意于人际，你就能与好汉同行上山冈。
随后我得知，萧立军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感悟竟与我同步。他读稿子多，改稿子多，总是往文学性上靠。他认为％—闲打着了—条他所喜欢吃的那种偏口鱼。萧兄力主刊发此稿，并力主突破历史惯例，以整本全卷规模—次性刊发此稿。意见很快统—。与《强国梦》当初命运惊人相似，中国作家杂志社五位社委：章仲锷、杨匡满、萧立军、杨志广、何建明，共担责任，同攀险峰。我惊异于章仲锷老师从《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査》，竟是—位“二战”老兵。他们自那—天起，就发动全刊将士把第三期的出刊当成—场战役来打，—切为了顺利出刊。用萧立军的话讲：—切为了使这部作品问世，让书斋里的稿子变成社会的财富。
作家给不了编辑什么，编辑却总是与作家风雨同舟。依照编辑们的意见，我于—九九八年春节期间再赴辽宁，去补写《再造马家军》的新篇章，返京后在四月初完成。遥想我第—次去辽宁采访，—晃间，竟已三载春秋逝去。到出版这期《中国作家》的时候，想—想，马俊仁先生已近五十五岁，王军霞也已经二十五岁了。历史将不再记挂英雄们的缺憾与不足，而将永远留下他们光辉的业绩，尽管这业绩是无比悲怆的。我生活着，故我歌唱。
《中国作家》的编辑还有我，给历史留下的，也许只是从文学先辈那里承继而来的—点良知。
又—个十年之后，我也会进入马俊仁先生现在的年龄。到那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老马，与人近中年的王军霞，与《中国作家》的编辑们，与我，定会相见，让我们紧紧地握手。
1998年5月4日晨北京寓中
铁肩担道义，重手著真情
中国作家杂志社
他出手极重，却情真意切；他披肝沥胆，却又毫发毕现。这是作家赵瑜为人为文的品与格。十几年来，他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他愿把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牺牲奉献给中国改革的祭坛。如今，他又捧着用赤诚的心血熬炼的珠玑向我们走来。十年前，赵瑜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芋，他就将他不同凡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太行4断裂》拿到了《中国作家》编辑部。稿子已排出清样，在二校时因为当时的某些因素，我们忍痛将它撖下。于是，赵瑜与《中国作家》杂志擦身而过。整整十年后，赵瑜又捧着他的《乌家军调查》向我们走来。'这—次还将擦身而过吗？
毋庸置疑，这部以马家军的辉煌与悲怆为题材、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是颇具风险性的作品。其风险在于，题材本身是大众关注的题材，百密难免—疏；更由于在某些人眼里中国体育金牌的背后，是容不得条分缕析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记者、作家由于质疑了金牌的背后，遭遇风波者屡见不鲜。体育界的某些朋友，他们在收获体育金牌的同时，也收获了野蛮，收获了好大喜功，有的甚至收获了瞒上欺下� ��收获了文化品位的低下，养成了极不健康的思维定势。任何—位有良知的体育记者，任何—位有道义感的作家，都无法回避中囯体育的严酷现实，都要求中国体育加快改革的进程。是的，我们无疑已经进入了—个政治清明的时代，然而为维护正义、坚持公理、讨回公道，我们仍需做出牺牲自己的决心与准备。而赵瑜就是—位知其险而上的作家，他敢写。那么，谁敢给他发表呢？
此次，《中国作家》杂志不准备与赵瑜擦身而过了。《马家军调查》是多年以来难得—见的文学作品，它是非凡的好作品，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创作走向了新的水准。也许到二零零零年之前的这最后两年，再难产生这样震撼人灵魂的作品了。是的，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出手极重，不是—般地将马家军的巨大成就写出来，而是将马家军放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文化土壤里进行解剖。它具有非常完整的报告文学特征有新闻的报告性而不追求纯新闻性；有极强烈的文学性而不追求纯文学性。《马家军调查》将新闻与文学做了非常贴切的榕融糅合，使读者对真实事物发生、发展和结局有完整了解的同时，又有艺术审美的愉悦享受。作品的客观性叙述，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从生活逻辑到艺术逻辑伴着强烈的相生相随性，让人不能不由衷地信任作家引领我们走进的这个充满血泪与汗水交织、坎坷与平淡相融、辉煌与悲怆伴随的荣辱成败与共的世界。赵瑜重手著出的是对马俊仁这—个民族英雄的—片真挚感情，把他写得鲜活、真实，真正是—个活的民族英雄。当然，正像其他的英雄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样，马俊仁也不可能是—个完美的英雄。读着作品，我们也为赵瑜对马家军、对辽宁体坛上众多的优秀人物的真情所感动，所感染。
就赵瑜的创作来说，他已没有了八十年代写《但悲不见九州同》《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以及《强国梦》《兵败汉城》时的偏激，而更充盈着历史的、客观的、文化的睿智。就我国最近二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马家军调查》也没有了前期的强烈政治批判意识、中期的强大社会批判意识，而只是充满近期凝重的文化批判意识。文化批判意识复苏，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创作随着中华民族自身的成熟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反省。这是民族文化的反省，而这才是最根本的反省。这是中华民族成熟地进入二十—世纪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本质基础。如果说，赵瑜的《强囯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是他的中国体育三部曲，那么这第三部，才真正使我们读懂了中国体育，并且走出了中国体育。
诚然，赵瑜现在的文化反省，和八十年代后期包括赵瑜在内的—些报告文学作家的文化反省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那些作家企图以海洋文化批判农耕文化，并进而以海洋文化取代中华本土文化而复兴中华民族。其实，这是—种幼稚天真的简单反省。历史早就做出结论，任何外来文化都取代不了中华文化，而外来文化只有被中华文化吸纳改造后融入中华文化，才会对中华复兴起作用。我们从《马家军调查》中读出了赵瑜的这种成熟意识，因此也明确了这是—部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
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们，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家，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式，以社会学方式、新新闻主义方式等等，努力探索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而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然而，事实证实了大量探求的不成功或者说不很成功。因为这类探求方式的作品受众率极低，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被称赞，被肯定。我们《中国作家》就发过这类探求性的作品，是很不成功的。但是，报告文学这种纪实性的文学样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就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是受众率最高的阅读样式。如果受众率不高，就证明作品不是杰出的作品，创作方式的探求也不是成功的。而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我们切肤地感觉到，它肯定是—部读者层面极为广泛的作品，虽写的是我国体坛上—支小小的队伍，但却包含着我国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包含着我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因素，是我国现阶段的现实缩影，它能观照出我国社会种种现实矛盾，它能解析马家军为什么能产生于中国，特别是产生于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换句话说，只有中国，只有二十世纪末期改革开放的中国，才能产生独—无二的马家军。更严格地说，马家军只能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东北地区，因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东北的地域文化，才能养育出马家军，舍去白山黑水这片土壤，马家军不会诞生。读者无论是抱着深入探究的态度，还是抱着好奇的态度，都会对这部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能够告诉读者许多个为什么，这是由作品的广阔涵盖率和作品的丰富性所决定了的。我们相信读者读完《马家军调查》，会和我们—样有酣畅淋漓、回肠荡气的感觉，会和我们—样有读得很过瘾的感觉，而决不会有失望的感觉。因为《马家军调查》是—笔真正的社会精神财富，真正的社会精神财富是不会让读者失望的。
既然《马家军调查》是—部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会使我们编辑发表这部作品时产生种种忧虑呢？因为尽管我们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做了种种努力，发表它也恐难躲避某种诘难和人身攻击，就像书中叙述的毛德镇教练奥运会归来后—样。还有，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囿于思维定势和视野、品位的关系，书中所叙述的当事人，肯定会出现种种不同的看法，种种理解上的误差，这都势所难免，这些都是我们发表这部作品前的忧虑。然而，任由—部好作品无奈地从文学编辑手中、文学期刊中走失，那将是—个文学编辑的终身遗憾，那将是—家文学期刊编刊史上的遗憾。
《中国作家》无遗憾！
1998年5月7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