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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18亿亩耕地红线祸害中国

0年前没想到中国改革如此成功

搜狐财经:1984年的时候在莫干山开了一个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叫莫干山会议,这个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影响很大。

黄有光:我知道是支持改革、促进改革的方向的一个会。

搜狐财经:我们知道您和杨小凯老师等海外的经济学家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改革,从1984年到今年正好是0年,在您关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您觉得这0年来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有光:中国1978年1月开始的改革,至少在一些很重大的方面,尤其是经济生产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这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环保问题,还有收入分配、权力滥用等问题需要解决。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上高速的增长,连续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奇迹,谁能解释中国的奇迹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我大体上明白,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明白。

为什么中国这几十年高速增长?我认为中国本身的条件有很多因素是可以帮助它高速增长的,包括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人民吃苦耐劳、中国人民有企业家精神,很多人会做生意、办企业。

但是为什么只是这几十年增长特别高速?我认为这归功于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推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把制度、政策改向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方面。我们以前封闭自守,失去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国际贸易不只是互惠互利,还有国外的投资,更重要是我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技术,这个术不只是科技方面,还有在经济方面、管理技术甚至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够增加我们的速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不认为是一个奇迹,我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现象。

搜狐财经:0年前您已经很关注中国的改革,那时候您对中国的改革很乐观吗?

黄有光:那时候改革已经开始几年了,那时候我差不多开始写大量的文章。1980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主要是用英文写学术方面的文章,很少用中文写。差不多改革开放两三年过后,我开始大量用中文写文章,开始在香港一些报纸杂志发表,慢慢在大陆发表,现在主要在大陆和新加坡发表,因为我现在新加坡,只有这两个地方发表。

我发表文章的目的,是因为对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老早应该做,希望改革开放能够继续。但是老实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乐观、肯定地说几十年这样高速的增长。

搜狐财经:包括杨小凯老师也是这样?

黄有光:杨小凯是在经济理论上有突破性,很重要的贡献。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杨小凯在004年去世了。今年7月7日是杨小凯去世十周年,我们在上海7月5日、6日两天有一个国际会议纪念他;7月7日、8日在澳大利亚我以前的大学有一个国际会议,顺便纪念杨小凯。杨小凯004年去世的时候我们请过布坎南,请他写追悼杨小凯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透露,他在00年和00年连续两次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希望杨小凯得到诺贝尔奖,可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贡献值得得诺贝尔奖。我认同他的看法,杨小凯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杨小凯的贡献主要是对分工理论的分析,这个从亚当·斯密就有过。亚当·斯密分析得最透彻,分析的内容是类似的,但是杨小凯用现代数理的方法来加强分析。用数理的方法可以得出更多的结论,而且可以考虑到更多相互的关系,因此得出超越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结论。

搜狐财经:用您的快乐经济学来说,改革开放增加了中国人的快乐?

黄有光:这一点很难讲。这一点有不同的信息。至少我的推测应该是增加的。快乐的研究还是初步阶段,研究出来结果的可靠性,尤其人际、跨国家、跨文化的可比性还很低。

快乐的研究主要是问人们自己快乐或不快乐,或者说你自己给自己的快乐打分。你可能给自己的快乐打60分,我给我自己的快乐打90分,但是你60分的快乐量可能比我90分的还大,这个可比性就相当困难。即使是同一个人,在改革开放前,可能因为当时环境很差,条件很差,大家的心情都很差,所以他要求不高。他得到相当低的快乐就可以讲是相当快乐。改革开放之后,每个人的期望增加了,收入也高了,快乐应该增加得更多,如果增加得不多他会有不满,所以这方面的衡量需要进一步考虑。1996年我在美国《社会指标研究》的期刊上发表过关于怎样提高快乐的调查,能够得出可比衡量快乐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比较复杂,需要将来继续改善。

搜狐财经:您觉得中国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多地增加人们的快乐,是更加市场化就可以让人们更快乐吗?

黄有光:第一,我认为我们总体走向市场和改革开放的道路,需要继续,改革不够的还要进步。一年多前***总书记上任之后,也是强调要深化改革,这个总方向是对的,应该继续走下去。具体怎样进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不过除了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市场化这个大方向以外,长期来讲我认为环保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环保以外,收入分配和权力滥用,这几点是最重要的,必须解决的,不过不是很容易。

市场化的方向,我们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尤其北京。北京在这方面为什么输给上海这么多?先是汽车。汽车因为有污染,需要一定的限制,我是支持的。但是限制的方法应该是采取比较符合市场的,而北京用的是单双日限行,或者摇号分配,这些是行政的方法,不是市场的方法。应该是拍卖,对汽油征高税收鼓励人家少用汽车,这样比较符合市场的方法。上海用拍卖的方法,这方面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

政府搞一些福利能增加人们的快乐

搜狐财经: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关于福利社会的讨论,很多人说,中国学习欧洲多搞一些福利,就会增加人们的快乐,您认为政府多搞福利可以增加人们的快乐吗?

黄有光:我认为政府在一定的能力范围可以搞一些福利,但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经济政策上,我自认为是折中主义者。像政府福利的问题,我也不是像右派的认为政府完全不搞,我认为应该搞一些。尤其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调节功能,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动调节,很多事情不需要政府做。市场有失灵的地方,包括空气污染等环保的事情需要政府做,偶尔出现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如果政府完全袖手旁观,可能会有大量的失业。

虽然我们009年初推出4万亿,避免了危机的产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浪费等情形,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推出,也不能够排除经济跌得相当厉害的可能,所以我总体上是支持4万亿。我认为市场经济至少有好几方面,可能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经济危机发生时和环境保护方面。此外,收入分配不平衡,包括失业,对非常低收入和没有工作能力、退休的人来说,如果他以前储蓄不够,造成生活困难,或者因为疾病医药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这些方面政府提供福利政策,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又不可以做得过分,需要量力而为。

西方推行这些福利的国家当中,有一些已经出现了很多经济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它们推行福利政策,政府开支大量增加,但是税收又没有足够增加,造成政府负债太高,才会有大问题。而一些北欧国家,福利政策比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这些有问题的国家还大,它们大体上没有问题。它们虽然推行福利政策,是从税收中来,而不是主要靠政府负债。我认为推行福利政策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要有责任,我们不要把问题拖到将来解决,不要靠负债的方式推行,而要通过税收。我认为对一些富人多收一些税是可以的,我不反对多收一些人的税帮助穷人。

搜狐财经:这样可以增加人们的快乐?

黄有光:尤其长期来讲,不但增加现在的快乐,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富人和穷人从长期来讲都可以得利。

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也不必守

搜狐财经:我看到您今年1月份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国土资源部,批评18亿亩耕地红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18亿亩耕地红线守得住吗?非要守住它会有什么后果?

黄有光: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必守,不需要这个红线。我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考虑粮食安全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有国际贸易,不应该完全自给自足。但是由于粮食很缺乏会有所谓安全的问题,因此粮食也不能够完全说靠国际贸易就可以了,需要有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能力。我认为有50%、60%的自给自足就够了。

我们现在粮食自给自足程度是89%,我们89%是自己生产的,11%是进口的。但是那89%自己生产的部分和进口的部分,里面有大量是浪费掉的。万一你有问题,万一外国买不到粮食,那89%里你只要节省一点,你不会饿死人的,所以你只有50%、60%的自给自足就够了,剩下的可以靠国际贸易,可以靠节省,万一有需要的话。最重要的是靠市场自动调节的功能。例如我国某年由于天气或各种原因减产很厉害,供给大量减少,一部分你可以靠国际贸易多买进来,如果还不够,粮价会上升,使人们减少消费。

我们现在89%的自给自足都已经超过必要了,因此不需要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红线会造成很多的浪费,因为有一些地用来建房子,它的经济效益更大。你不要这18亿亩耕地,房价也不必涨这么多。如果那一块地是适合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收益高,市场自动调节就会维持生产粮食。

搜狐财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假如市场不需要18亿亩耕地,你守是守不住了,你守住了城市边上的土地,但是更远的地方农村的土地就荒了。

黄有光:实际在用的可能不到18亿亩。你名义上不允许低过18亿亩也没有作用。万一有缺粮的情形,有很多的荒地,粮食不够的时候荒地可以马上拿来种,不用担心,应该让市场自动调节。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到18亿亩耕地红线推高了房价,现在很多地方房价开始下跌,有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比如松绑限购、减税,您怎么评价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

黄有光:我们房价多年来增加相当多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化,很多人要进城市、住在城市。城市以前旧房很多需要重新建,供给不是很快能够增加。很多人买了房是空置的,是投资的,就等着房价涨,也没有拿出来出租。这个现象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见得有泡沫,只能是财富分配太不平衡。有些人太有钱了,他买了房子不出租都不觉得有问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避免财富分配太不平衡,包括对滥用权力的控制。整体要促进财富分配,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应该针对财富不平衡,而不是采取一些措施限购,我觉得这不是真正解决房价上涨的办法。你可以设法,例如,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就可以用更多的地来建造房子;设法取消那些权钱勾结,土地控制在比较少的人手里,竞争程度不够。

不过房价是否涨得太厉害、衡量房价是否有泡沫,国际上没有一个肯定的方法。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房价比年人均收入的比例是多少,你要几十年的钱才能买一间房子。在某个大城市的中心地段,这个比例可能上升了,但是全国房价的平均,这个比例是大量下跌。所谓房价的泡沫,如果现在有泡沫,几十年前的泡沫应该更大。

最关心让权力滥用得到遏制

搜狐财经:您对中国经济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黄有光:最满意的是,以前我担心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持续,现在持续了几十年,而且继续加深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程度有加大。虽然有一些地方还需要深化,政府也意识到,在推行。我对取得高速发展是满意的。虽然财富分配很不平均,但即使工人、农民,大部分收入都提高了,这是最满意的地方。

最不满意的也有几点。第一,跟刚才的问题类似,从长期来讲环保必须做。不只是长期,我们现在所谓雾霾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不满意的是环保做得不够。第二,收入不平均增加得太厉害。第三,权力的滥用还没有得到适当的遏制。

搜狐财经:从长远来看,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吗?

黄有光: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不是无条件的乐观。我认为中国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多数会继续发展,发展的速度可以降低,但是降低一些并不是大问题。我们现在经济的大小是几年前的双倍,我们现在即使发展只有7.5%,等于十年前的10%多;我们现在发展即使从7.5%减少到5%,也等于是十多年前的10%左右。因此我们实际经济在增加,发展速度即使减少一点也不是大问题,不是很担心这方面。而我比较担心的是刚才讲的环保和收入分配,权力滥用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要是减少。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到,我对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我认为经济能够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虽然不可能继续9%、10%的速度,但是7.5%可能会维持一段时期,将来减到5%、6%都不是大问题。

(采访时间:014年4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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