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康广仁受审有可能泄密外，还有一个蹊跷人物就是杨锐。
他原是封疆大臣张之洞的门生、幕僚，颇受张之洞的器重，他入军机处，就是张之洞一手周密安排的。
据晚清重臣李鸿藻的重孙李宗侗证实说，杨锐确是香帅(张之洞)的“坐京”，另有电文稿显示，杨锐每月领取张之洞百两银子，名为扶助，实为活动经费。
月供百两银子，对当吋国库空虚的大清朝而言，是一笔数目不菲的进项，同样是“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身为山东道御史，一年的薪水仅两百余两。
“坐京"一词，若按现之的说法就是“驻京办”，说得难听一点，杨锐是张之洞楔入光绪及维新党人中的一枚棋子，专门为张之洞搜集、刺探京城的政治情报。
综上所述，杨锐既是张之洞的耳目，那么，光绪密诏的事儿以及维新党人的“围园杀后”的计划，自然早就搁置在张之洞案几上了，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
另外，林旭也是泄密的嫌疑对象，因为他是荣禄推荐入军机处的，任职章京后，荣禄经常教诲他，遇事务必征询老臣们的意见，不要恃才放旷，意气行事，口吻如同长辈，可见两人关系不同一般。
种种迹象表明，维新党人龙蛇混合，“戊戌六君子”也非铁板一块，并不存在着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关系，而是来自各个阵营的代表人物，或许是历史的偶然，慈禧太后出于睨睥天下的权谋，把他们一块儿“炖"了，可这一“炖"，“炖"出了“戊戌六君子”的美名，荡气回肠。
从初八日清晨开始，慈禧命步军统领崇礼率三千将士，四处逮捕“新党”人物，继康广仁之后，张荫桓、徐致靖、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先后被捕，逃去日本的有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毕永年等人，宋伯鲁化妆潜至上海，后亦落网。
王照在日本和康有为意见不合，大骂康有为伪旨害君，于是，这个曾经扳倒六礼官的主事，最终作出了回国自首的人生抉择。本来，慈禧太后想杀他，最后还是光绪保住了他的性命。
十一日，给事中高燮曾等七人联衔上奏请从速处置，翌日，御史黄桂鋆又上折请杀张荫桓等，朝廷并未回应。
直到十三日午前，尚无半点消息，到了中午，情况骤起变化，一阵闷雷从紫禁城上空滚滚而过，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午后，刑部里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调京旗各营健卒，在刑部署外驻扎，如临大敌，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巡防。
不一会儿，军机大臣兼监斩官刚毅驾到，传齐五城司坊官，预备囚车、刽手青衣等。
接着，满汉提调官员率队分头赴南、北监狱，将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解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毕，即饬执刑队带赴法场。
有的史书说，北京菜市口杀过文天祥、袁崇焕等名人，这就错了，自元至清，北京的刑场不同，南宋遗臣文天祥抗元被捕，斩于北京柴市口;明朝名将袁崇焕被冠上“叛逆罪”被凌迟于北京西四牌楼。
北京菜市口是清朝所设的法定刑场，每年秋后处决，皆于此地，行刑毕，在地上洒上炉灰，盖住血迹就卖菜，故名菜市口。
菜市口刑场在宣武门外，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的，绝不生还，人们称为“死门"。
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后悔迟”，言下之意是等着收尸吧，后悔也迟了。
清代许承尧曾写诗《过菜市口》颇具声色：“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
此时，刑场看台上，人山人海，水挤不通，当囚车缓缓而来，夹道两旁，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破口大骂，甚至往六君子身上砸蔬菜，扬黄沙……
因为出于愚昧的意识，他们认为走上刑场的人，都是罪孽深重的歹徒、奸臣，杀之不足以泄民愤。
第一个喋血的是1岁的康广仁，他早就吓得脸如土色，头颅落下，热血喷涌。
跟着，是岁的谭嗣同，这个在六君子中唯一称得上视死如归的硬汉，就义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岁的林旭，因为他是两广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婿，又有荣禄暗里疏通，慈禧太后也怜他年少才高，本不想杀他，但林旭被捕后仍固执己见，唇枪舌剑，力保光绪，这下惹恼了慈禧太后，遂下斩立决。不过，他享受特殊待遇，穿官服受刑。
林旭之后是杨深秀，因麻绳紧勒喉结，死前没有半点言语，时年50虚岁。
第五个是四川绵竹人，41岁的杨锐，下囚车时，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但见刀光一闪，头颅落地，血吼丈余，知者谓是冤愤之气。
最后一个是9岁的四川富顺人刘光第，他在刑部任职多年，深谙大清刑律，质问监斩大臣刚毅，缘何不审而诛?刚毅不答，以至其死，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不无动容。
从午时三刻开始行刑，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慢慢地渗入黄土里，蘸写了厚土沉重般的血沃丰碑。
残阳如血，落下地平线，也落下了“百日维新"那苍凉而悲壮的帷幕。
戊戌变法仅仅坚持了一百零三天，在变法过程中，维新党人的胆识和热情固然震人心魄，然而，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振臂一呼的理想主义者，并非有着实际操作经验的政治家，他们的浮躁与盲目，无法因势利导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团结各种有利于变法的力量，而是遇到挫折与困难之时，便寻求一种喋血的疯狂、极端的冒险，包括光绪在内，所付出惨重的代价，确实教人扼腕叹息，心痛不已。
因为他们的高调与幼稚，使这来之不易的戊戌变法，葬送在无垠的苍凉的荒冢之中，灾难沉重的中国，丧失了一次崛起自强的机会。
本来，历史上原拟有“戊戌七君子”，慈禧太后亲笔批文斩立决的头一个人就是内阁侍读学士、正二品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他不仅为光绪保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等人，还撰写了诸多维新变法的条文。
慈禧太后发起政变后，他自知罪责难逃，遂投案入狱，其子侄们还为他购买了棺木，准备了后事。
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闻讯后求荣禄帮忙救徐致靖。
碍于面子，荣禄只好向慈禧说情，说徐致靖只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不过是在维新派里唱昆曲、玩围棋而已，何况维新后的个月内，光绪一次也没有召见过他。
按宫廷规定，皇帝召见任何人都要有记录备案，经太监核查，回报此说属实。
慈禧脸部方见稍有转色，或忖轻易杀掉一个正二品的大员，未免招人非议，使诸位老臣寒心，尤其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所以她就法外开恩，改判徐致靖为死缓，意思是让他老死狱中，自生自灭。
事实上，光绪没有召见徐致靖的原因是因为他双耳重听，别人跟他说话不提高声音就听不清楚，而光绪左右时有慈禧耳目，为了保密起见，光绪不召见他，但凡是他的疏折，光绪都会御批，大多采纳。
双耳重听，使徐致靖躲过一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开仓放犯，又让他免了牢狱之苦。
出狱后，他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仅叟，顾名思义，他是“六君子”被害，刀下仅存的老朽。
戊戌六君子为何不审，被捕仅五天就被推上斩头台?
军机大臣廖寿恒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慈座（慈禧）忽命改康、刘、林、杨、谭、杨六人处斩。余初未之闻，及望领班缮旨，大骇。以语夔老（王文韶），错愕不胜，商之于刚(刚毅)、裕(裕禄)，皆谓无能挽回。”
由此可见，六君子猝然被定罪处死，连军机大臣王文韶和廖寿恒事先都不知情。
据陈夔龙回忆，十三日早晨，荣禄门人、国子监司业贻谷封奏，请毋须审讯，即由刚相传谕刑部，将六人一体绑赴市曹正法。
事后，他才明白内情，由于外界舆论压力过大，慈禧太后害怕各国公使出面干涉，因为此前英、日公使已过问张荫桓一案，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在外国公使暗中保护下才得以逃脱，更关键的问题是，一旦审讯过程中牵涉到光绪，“不能为尊者讳”，后果不堪设想。
种种迹象表明，不审而杀六君子，是荣禄入枢后与慈禧共同谋议后所采取的断然措施。
事实上，不是不审，而是秘密地私审，继康广仁受审后，初九日，向康有为传递密诏的林旭也被礼王传讯，至此，康有为篡改皇帝的手谕，用来胁迫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事已经得到了证实。
荣禄等人并非不知那份密诏或抄件的重要性，只是此事牵涉到光堵，不能再去追查其的下落。
1909年宣统改元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密诏原件上交都察院，当时章炳麟执掌京畿，他将密诏原件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从此***。
不得不承认，荣禄十一日入军机处后，对帝后两党之间的调和作了不懈的努力，明显地缓解了慈禧太后对维新党人打击的紧张局势，从而挽救了不少维新党人的生命，也保全了袁世凯。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几乎一致的说词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才发动了政变，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翎。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就会看到一幅令人惊心动魄、鲜血淋漓的历史画卷。
事实证明，即使没有袁世凯的告密，这场政治风暴也会到来，维新变法这株脆弱的幼苗，始终地摆脱不了被扼杀于摇篮中的命运。
历史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正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自保，保存并发展了这支武装力量，为腐朽的大清王朝敲响了寿终正寝的丧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