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间，求变以拯国之命运，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
元旦前后，袁世凯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
严复、伍廷芳、张謇等人，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徐桐理，在1898年也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献策。
被康有为称为“顽固派”的荣禄，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
6月11日，光绪继“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光绪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决心变法维新。
然而，变法维新的口号喊了两月多，各地巡抚总督见时局不明朗，大多数人都持着观望的态度。
为了打破困境，8月0日光绪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和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并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仅保留总督之职位。
裁官减员，以省国帑，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为了摆脱财政困难，曾经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朝廷臃肿的政府机构，裁官减员数十万人之多，还引起吴三桂等人叛乱，由于中央集权都控制在皇帝的手中，所以有惊无险，最终得以完成。
这次光绪就不同了，仅裁掉一万多人，朝野风声鹤唳，那些被裁的官员一路嚎哭到颐和园，终于惊动了慈禧太后。
不过，慈禧太后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老人，深谙此举无论对大清王朝还是对自己的统治地位，都是百利无一害，故光绪这一抡斧，她不但不出面干涉，反而支持光绪这一人事改革。
毋庸置疑，变法维新初始化阶段，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还是采取了容忍甚至默认的态度，因为甲午战败，后党集团在战争中一味避战求和，妥协投降，败后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慈禧太后畏惧外患不断，群情激昂，不得不在政治上暂时隐退，并稍顺舆情，容许光绪实行维新派的路线和政策。
戊戌年春，光绪大胆地向她要权，道：“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对于这位已经“亲政”、得到维新派支持、受到英、美列强关注的青年皇帝，她不能无所顾忌，在光绪没有明显出轨的行为之前，她只好给他行使一些皇帝的权力，同时又加强了对军政大权的控制。
维新变法的第四天，她胁迫光绪帝下了“己酉三旨”外，还任命崇礼署步兵统领，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完成上述部署后，直到七月中旬，慈禧太后住在颐和园里，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1898年6月11日，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而许应骙则极力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宋伯鲁、杨深秀遂于6月0日联衔上疏弹劾许应骙乃庸妄狂悖，腹诽朝旨，请奏光绪罢黜其官。
光绪朱笔批谕，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
6月日，许应骙奏复，除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核条款外，还对康有为等人的言论提出质疑。许应骙傲慢无礼、固执不思悔改的态度，终于激怒了光绪。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游历日本等国，考察诸国，开拓眼界，怀塔布、许应骙等人认为此疏不切实际且不合时宜，遂拒绝代送。
不料，王照越级上堂亲递，为此，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
光绪对这些大臣守旧迂谬，阳奉阴违，百般阻挠新政的言行举止，早已窝了一肚子的火气，又见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忤逆圣谕，阻于言事，不由龙颜大怒，当即颁布谕旨痛斥怀塔布、许应骙等人。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震慑阻挠变法的大臣，9月4日，光绪背着慈禧太后，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即行革职。同时，称王照不畏强权，忠直刚正，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嘉勉。
这是大清朝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宦海风波，史称“六堂官罢免”事件。
一下子革掉六位部官，虽然昭彰了光绪变法之锐气，但也凸现了他急躁、轻浮、不成熟的缺点。
若按常理出牌，应先请示慈禧太后，诉以实情。姑且不论她老人家的权欲有多强，念在她抚育二十多年的情份上，也应尊重一下，满足她老人家的虚荣心，也不见得有损尊严呵。
当年康熙皇帝何等强势执政，擒鳌拜、削蕃、收复台湾等，不也是事事请示孝庄皇太后吗?只要你说得在理，相信天下没有一个祖母或母后，胳膊会向外拐的。
或许是光绪气昏了头，耍了小孩子的脾气，其不明智的做法，显然伤了一个老人家的心!
不过，在一个母亲的心眼里，儿子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在这件事上，慈禧太后还是饶恕了他的过失，只是批评了几句，最后象上次裁官一样，不再过问此事。
第二天，光绪又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章京衔，在军机处行走。
正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使年轻的维新派人士，误认为皇上已真正执政，因而不顾一切地鼓吹全盘化、快速式的变法。
袁世凯在晚清“戊戌变法”这部大型历史戏剧中将近尾声时才跃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跃为热门而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明定国是诏》颁布前后，光绪为了推行新政，不拘一格，大胆用人，尤其是博通时务的新学人才，一经廷臣保荐，即予以擢升。
从朝鲜十二年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的袁世凯，有着不同寻人的政治嗅觉，认为春雷一响，这是自己破茧而出的契机，因而从戊戌年六月份起，他就暗中派出心腹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人入京城，四处活动，寻找扩展权力的空间。
之前袁世凯通过翁同龢的关系和康有为相识于京城，两人的维新观点也有很多神似之处，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就是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处"的名义帮其上递的，后袁世凯赴小站履职，康有为还为他设宴饯行。
既然有着这样的交情，袁世凯为何不直接和这个皇帝的“红人”谋面呢？
其实，袁世凯能看得出来，康有为的维新之策略虽然得到光绪的认可，但其人并未得到朝廷的重用，受到光绪约见也是唯一的一次约见后，康有为的官衔仅算是平职调动，所不同的是从工部主事调到六品总理衙门行走，而袁世凯此时已是实授三品大员，不必要屈尊拜倒在一个小吏的门下。
另外，翁同龢离开天津前谈及康有为的人品，对袁世凯也起着警示的作用。所以，他另辟蹊径，攀上了光绪身边真正的“红人”徐致靖，这个内阁侍读学士是继翁同龢之后，深受光绪所倚重的维新派大臣。
六月中旬，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通过亲戚言敦源的关系来天津小站，名义上是看部队操练，实则上是受徐致靖和维新派的重托来联络袁世凯的。
本来，徐致靖深知军队对维新变法的重要性，劝王照去游说其把兄弟、拱卫京津门户的淮军将领聂士成，但遭到王照以“无端天下之兵”的理由拒绝，无奈之下，只好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
当言敦源把徐仁录来小站的消息向袁世凯透露后，心思缜密的袁世凯马上猜准了他的来意，一方面他命徐世昌去天津总督衙门向荣禄汇报此事，因为他知道荣禄在小站安插了不少耳目，他和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荣禄的监控之中，另一方面他授计徐世昌和言敦源，如此这般地接待徐仁录。然后，他有意避开，躲在家里。
这样一来，既不会引起荣禄的警觉，也不会得罪维新派，实为“一石两鸟”之计。
这徐世昌、言敦源是何许人呵，既有政客的手段，也有幕僚的谋略，一会儿唱双簧计，一会儿摆迷魂陈，把举人出身的徐仁录哄得服服贴贴，灌得晕头转向。
徐仁录在小站受到热情招待，回京后洋洋自得，除了吹嘘自己的才能外，还拍着胸脯说袁世凯对皇上忠心耿耿，赞成新政。正是因为他这一夸大其词，后致维新党人挺而走险，欲围园杀后，使光绪蒙上不孝之罪名，被慈禧太后幽禁于瀛台，也差点让袁世凯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从此成为“告密者"，被后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走上共和后，康有为大骂徐仁录的误导之过，袁世凯也恨之，当上总统之后还问起徐仁录的行踪，言敦源见袁世凯耿耿于怀，暗里为徐仁录通风报信，此时化名当上了县主事的徐仁录，闻讯大惊，连夜挂印潜逃，不知其踪。
9月11日，徐致靖向光绪递上《密报练兵大员疏》，保荐袁世凯，盛赞袁世凯驻朝鲜十二年，文韬武略，不畏列强，统率营兵，屡平叛乱，回国后编练新军，成绩斐然，然囿于小站，恐屈于经纬之才。疏里建议光绪特予召见，破格擢升，扩大练兵规模，独当一面，使之能成为大清劲旅。
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声名，光绪早有耳闻，尤其是听到慈禧太后，荣禄等人的亲口赞许，不由对这个年轻的将领有着几分好感，今见徐致靖的奏折，龙颜大悦，当即发出上谕，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饬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