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治部发布了由军长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联合签署的进攻长沙的布告。红五军会合红八军和湘赣独立师共八千多人，一路紧追着溃退的敌人向长沙进军。
正值酷暑盛夏，骄阳如火。农民们自动组织起来加入红军的队伍，一眼望去，田野间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打着红旗拿着鸟铳、梭镖、锄头、大刀的队伍。沿途的农民守候在道路的两边，他们拿出家里新打的稻谷玉米做熟了配上菜放在路边，还担着大桶的茶水绿豆汤给战士们解渴。妇女们拿着毛巾扇子给战士们擦汗打凉。
“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藤委员长回来啦！”
“你看红军的布告了吗，他现在是红军政委啦。”
“打到长沙去，给死难的兄弟姐妹报仇！”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许克祥叛乱，在长沙大杀农民协会的人，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滕代远曾组织上万农民反攻长沙，失败了。这次红军进攻长沙，布告一出，长沙附近十余县的农民数万人一下汇集到红军军旗下浩浩荡荡向长沙进逼。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们唱着歌向长沙挺进。一路乘胜猛攻，连破敌人的两道防线，第二天下午，红军前锋已进抵长沙城郊。激战至天黑，红军分几路从小吴门、韭菜园、浏阳门一带攻进长沙，城里城外到处枪炮声一片，外国军舰也向城里乱打炮。各路农民赤卫队也一路猛攻，分头进入城里，到处都是喊杀声。敌军乱成一片，至天明，这个屠杀了十几万农民的湖南剿共总指挥何健在外国军舰的掩护下率残部逃过湘江。他手下的八个正规团及保安团、警察、清乡队近四万人被我们全歼。
我是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受的伤。当时我带的连追击溃逃的敌军至西门一带，停在湘江江面上的英美日军舰突然开炮，在码头边一发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的眼前一片血红，所有的声音一下消失了，五脏六腑和四肢飘散开去，轻若羽毛，我瞬间就跌入黑暗中。
我跌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不时有耀眼的金星在眼前爆发。我跌入刀丛，那刺骨的疼痛使我一下睁开眼。我在一间雪白的房间里，我像是在做梦。
“连长你终于醒了。”警卫员高兴地喊了起来。
“见鬼，我这是怎么了？”我问。我想坐起来，但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像打摆子似地颤抖起来，冷汗直冒，大口地喘着气，眼睛里金星飞舞，心脏跳得太猛似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我负了好多次伤，唯有这次伤口的疼痛使人难以忍受，它像是一把刀在心的深处剐割，全身的肌肉骨骼都无法控制地颤抖和抽搐着，使生命直想摆脱肉体的束缚。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迫近。
“不要动，你受伤了，肠子被打出来了。这是医院，准备给你做手术。”
“见鬼，做手术？”我的牙齿直打颤，意志已不起作用。
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真使人吃惊。那个医生竟是稻草黄色的头发，皮肤像是刚从石灰窑里出来似的泛着灰白，猴子似的深眼窝，眼睛竟然是蓝色，奇怪地高耸着的鼻梁——一个外国鬼子！他的身后跟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中国人。
“警卫员，混账！我的枪哪。”我大叫。
“在我这，连长，马上要给你做手术，你要枪干啥子？”
“活见鬼，我不做，这是啥子地方？”
“医院。”
“医院？怎么有外国鬼子？”
“他们是大夫，这是外国人开的医院，长沙最好的医院。”
“我们走。”
“走？走哪儿？这是滕政委和这几个医院讲好了的，让他们给我们医治伤员。”
“胡说八道，你敢不听命令？”我想起身，但疼痛使我寸步难移。
“真的。我没有胡说，团政委就在医院里。我去把他叫来。”警卫员跑了出去。
那个黄头发的外国鬼子耸耸肩，伸出手来撩开我的衣服察看伤口。
哦。真可怕，他手臂上的黄毛竟是那样的浓密，这些人简直跟猴子没有什么两样，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化的。
“不准动……”我叫道。
团政委来了。他说我胡闹。叫我赶快配合做完手术。部队可能要撤出长沙。
“不要丢下我。”
“谁说要丢下你。你的伤很重，肠子都打出来了，弹片还在肚子里，必需开刀把弹片取出来，不然你就去见马克思。”
“我谁都不见！”
“那就服从命令，马上做手术。”
“他们是外国人。”
“蠢话，外国人也有好有坏。湘雅医院是长沙最好的医院，这个英国大夫是长沙城里最好的外科大夫。你既然不想见马克思，那就服从命令！”
我只好服从命令。
手术终于完了，不得不承认外国鬼子的手术倒是挺麻利的。谢天谢地，我终于又见到阳光，见到了自己的部队。我被担架抬着跟在部队中间，我混身的力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动动指头的劲都没有了，只好被战士们抬着走，这是我一生中伤得最重的一次。
我们正在撤出长沙。枪声从城外密集地传来，不时几发炮弹落在街道上。何健带着十五个团的兵力在外国军舰的掩护下开始围攻长沙。
刘三哥跑了过来：“我说怎么见不到你，你原来负伤了。”
“差点到阎王殿转一圈。”我的声音低到连我自己都听不清。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啦，你说话还算数不算数？”刘三哥皱起眉头。
“刀还没有还？”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回答。
“刀倒是还了，砍得连刃都没有了。子弹呢？”
“等我伤好了，我一定还上。”
“哼，我找你们连指导员胡谊军要子弹，他装聋作哑，一副赖皮相。呕死人。你可不要赖账。”
“不会的。”我无力地闭上眼。
但第二天在平江长寿街的红军医院里我看到了他。他也负了伤，胳膊中了一枪，伤到骨头。五天后，我们七百多伤员一起被分散转移到浏阳文家市一带的山中。红军大部队又出发了。
我、刘三哥还有我们两个连的十余个伤员一起隐蔽在猴儿坳的山林里，由当地农民赤卫队负责照顾我们养伤。部队临走时留了几把长枪并把驳壳枪留给了我和刘三哥。
我这一辈子大小打了上百次的仗，受伤一共七次，两次国内战争中先后四次负伤，抗日战争中受了三次伤。而这次，它在我的肚子上留下一个三寸长的疤痕。
三个月后，我和刘三哥伤愈。但红五军早已离开了平江一带，听说转移到江西去了。我和刘三哥带着十几个伤愈的战士留在当地帮助农民赤卫队开展武装自卫。浏阳县委干脆任命我和刘三哥为正副队长，几个月后我们的队伍扩大到近百人，有了三十几杆枪。文家市附近镇上的土豪劣绅纷纷往城里跑，我们的游击区逐渐扩大。初冬，国民党部队开始认真对付我们，我们立不住脚，被迫转移，在湘西碰到贺龙的部队，我们整个农民赤卫队就编进了贺龙的队伍，我任连长，刘三哥任副连长，我们随部队转战到了湘鄂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