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五年（9）秋冬之交，王羲之与谢安（0—86，字安石，陈国夏阳人。）共登冶城，二人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关于人生观的辩论。这次发生在两人之间的辩论不愠不火，但却有着极大的意义。
王导、郗鉴于**月间相继去世，羲之因为奔丧而在京城多待了些时日。恰好山阴谢安此时也在建康，二人在京相遇。这次相遇为王、谢之间的长期而深厚的友谊奠定了基础。其时，庾亮正在策划大举北伐，虽然在军事谋略和后勤实力方面不够圆实也未必济事，但其恢复中原之志尚属可嘉。作为庾亮僚属的王羲之，亦同仇之忾，对恢复中原充满了热情。
冶城，在今南京之冶山，其中筑有城，因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此冶铸制造兵器和铜币而得名，是南京城邑的雏形，有人亦称之为南京的“母城”，历代名人都曾在此留有踪迹。丞相王导将冶山改建为自己的别墅，名为“西园”。园中果木成林，浮云滴翠，又有鸟兽麋鹿，王导彼时常召文人于此雅集。据《六朝事迹编类》记，王导曾患重病，久不愈，方士戴洋进言：“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铄，于君不利。”王导信之，即下令移冶坊于他地，而其所患疾病竟不治而愈——此事似可见环境与健康之关系，也可见王丞相之威权力量。
冶山之西，有卞公墓、卞公祠。卞壸为东晋名臣，晋成帝咸和三年（8），苏峻于历阳起兵攻打建康，卞壸率部抗击，大败，父子二人同时遇难，是东晋的烈士。苏峻之乱平定后，朝廷将卞壸父子葬于冶山的西侧。以后历代对卞壸父子之墓均有修葺，因卞壸祠之兴建早于朝天宫，故有“先有卞公祠，后有朝天宫”之说。
关于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一事，争论多多，众说纷纭。
《世说.言语》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刘茂辰先生按：“《世说》使用官称往往不是人物当时的职务而是其生平最后或最高的官衔。这里的“右军”，就当事人来说，是后来的事；而著书者为其后之人，往往自由指派随意安插，未及于者先有之，此类书写常见。谢安任太保也是后来的事，“太傅”则是其死后赠的虚衔。写书人即便于童蒙时称其人为太傅，读者自能理解。”
谢安与王羲之登城以后，免不了要说到吴王夫差当年打造兵器的盛况，说到吴越执政、孙武练兵、西施浣纱、勾践卧薪尝胆等许多的故事，甚至于还谈及王导移城以及健康与风水之关系。二人惺惺相惜，自有许多趣味，不提。后来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何谓高世之志？就是看破红尘、超然世外的遁隐之志。
羲之思忖片刻，说：我听说古时大禹勤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胼胝；周文王处理机要，往往忙到半夜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呢。上古贤达，没有一个不是因勤政爱民而名垂青史的。当下正是多事之秋，国家面临危难，四郊多垒，战乱不息，这是咱们士大夫的耻辱啊！值此时刻，每个人都应想着如何为国家用心尽力，可是现在你看，从建康到会稽，从荆州到扬州，朋友们整天忙着清谈，其好高骛远不谙民情之甚，以至于荒废了日常政事，这恐怕有些不合时宜吧。
王羲之爱好自然，也不曾轻视老庄，但他从来都不是那种志大才疏、迷恋清谈、对世事麻木不仁的人。王羲之的思想是玄儒双修以儒为主的。当谢安露出超脱尘世的志趣、大谈出世隐遁时，王羲之直率地说出以上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这段话是我们认识王羲之不同于他同时代人的钥匙。
谢安听了，不动声色，远眺江山，慢悠悠地说：秦朝任用法家，前有商鞅，后有李斯，无不以刑名为上。焚书坑儒，灭绝言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是未竟两代就完了嘛，难道秦朝的灭亡也是因为清谈吗？老兄，你不妨深入地想一想。
羲之当即说：诚然，秦废儒而重法，无清谈容身之地，路人不敢接语，然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不是因为钳制言论，而是因为穷兵黩武罔顾百姓的生存死活，是故贾谊有论，仁政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是不是？倘若世事清明，文人发挥雅趣，探讨学问，推敲修辞，谈谈风月，都无不可。眼下的难题在于，国家四分五裂，百姓艰难，民心浮荡，国势日渐衰微，我等若不参与治国安邦、救民于水火之事而只是沉湎片语只言的快意之中，或竟潜遁山林图一己之静怡，于心何安焉？
谢安笑了，说：天下兴亡，自有定数。君不见文景之治乎？当时之政，盖得益于无为。休养生息，不侵不扰，民得以为其民，君得以享其君，不也很好嘛。
羲之说：不然。秦亡而暴政终，天下并非无为而化成。文帝废除酷刑，又将十税一改为三十税一，轻徭薄赋，人民才得以休养生息。至于景帝在位，也是多有改革，如一度废除农人赋税，故天下得以涵养财富。说是无为，其实是无不为。施仁政，强国力，养苍生，才是文景之治的根本啊。
谢安又说：今日之事，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无为而治就不灵了吗？
羲之说：此一时彼一时，今日情势迥异于文景之时。本应与民宽松的，如今却是多层盘剥，以至于民不聊生。本应天下安定的，如今却是战火烽烟，以至于国将不国。向使民富国强，庾将军之北伐不至于如此仓皇。值此兴亡不测之际，我等正应当以平天下、救苍生为己任，若听而不闻、逍遥麻木，或只顾吟风弄月、咀嚼玄理，那不是我等失责吗？
谢安说道：我等区区文墨之辈，又能做些什么。
羲之道：凡事做则有，不做则无。庙堂之上，江湖之中，可为之事，无处不在。
谢安哈哈大笑，说：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不为意外之举。
羲之听了这话，稍感安慰。
谢安说：老兄的激情热心真叫我佩服啊。如今清谈者多，荣华皆在玄理之间，兄长敢于逆时尚而言，足见特立独行之气概。可是你知道，老百姓的事情不好办啊。你费尽心力，到头来也许还是枉然。这也是我不肯轻率跳进去的原因。
羲之慨然道：孔子有上智下愚之说，虽不尽然，也非妄言，这权且不论。我以为，百姓之难过于百姓之愚。草莽之中，许多人本性聪慧，无奈家学阙如，繁冗劳碌，甚至无笔墨之资，又不得教育，是所以愚也。我等上有家族照应，下无抚养之累，得朝廷之恩典，有教育之方便，而优越之处正是责任之由来，此所以士族之为士族百姓之为百姓者也。倘若漠然面对世事，我等虽衣冠灿然而心则沦为草莽矣，那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谢安颔首道：君不见孙恩、卢循之例乎？
羲之默然良久。
……谢安的遁世之想，当时是一种风尚，是贵族知识分子的时髦。他们故意避开俗世，醉心于小圈子之内的清谈，相互逞口舌之能，以为高雅。相对于那些沽名钓誉的人，谢安既是潜心世外，又是个学而不厌的君子。王羲之并非不理解谢安的心思，但他不肯认同谢安的淡漠世事、沉湎山林的自外情怀。就责任伦理的层面讲，知识分子的出世其实是一种放弃。古典社会的士族，天然具有担负道德、表达良知、治理国家、关怀苍生的责任，以清谈虚无而自况高雅，实际上是一种怯懦的逃避和自私的遁词。就社会理想方面讲，谢安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自作多情的乌托邦。他认为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积怨，都和人的入世欲望太强有关，和名利之心过于热烈有关，因而强调名士宁可以清谈为生，不应去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魏晋时人多有借士人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骚乱国家、扰民害民为例去印证知识分子入世情怀之荒谬的。从他们二人的简短对话看来，王羲之在这里停住了，因为农民造反这个话题是贵族们所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有，贵族之间的谈话往往都是点到为止，激烈处戛然，不会争得脸红脖子粗。再说，羲之年长，谢安稍幼，他不便把话说到绝处，这也是一种厚道。
魏晋时，王谢以双门并称，但家风有所不同。通过二人的冶城对答，多少能看出些微的分别。东晋一代，王家虽也讲求名士风流、清谈玄理，但归其本质，这个家族的心灵建构是儒（尘世进取之心）大于道（老庄放达之情）。从东晋到南朝，王家在朝廷居要职的人比谢家多得多，且始终与最高权力者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谢家从西晋末期的谢鲲起始，就已把家风确定下来，经谢尚、谢奕，到谢万、谢安，再到后来的谢灵运，其心灵是以老庄的放达为根本，仕途只是偶尔路过的灌木小径。或者，仕途仅仅是为了保持门第荣耀的延续方法，是冠冕而非肢体。王家子弟走上仕途多是主动的，谢家则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稍有行为便落荒入于山林，在那里擦洗沾满泥泞的鞋子，梳洗落了风尘的冠冕。从历史看，谢家在政治漩涡中的运作方寸远不如王家游刃有余。及至南朝儒家重建，君主的绝对权威恢复，皇帝们再也不允许那些纵情使性的名士们耍酷，谢家子弟一时难以适应，才有了谢灵运、谢朓等人的悲剧，也有了山水诗。
虽然大谢小谢是后来事，非本传之紧要，但此处略略提及，有助于说明谢氏家风的式微因果。谢灵运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他才华横溢，与陶渊明、颜延之齐名。“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出于谢灵运之手。谢灵运曾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这话可是很牛啊！此人崇尚清谈，乐在田园，沉湎山水，有高士之志。后来他在山阴以南天台山一带极力扩大自己的庄园，与乡民发生土地纠纷，至于成为被告，后判决发配南粤，途中又多发不满之语，终于被杀。
王谢冶城之辩简而又简，却看出了二人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两人的处境也不同。羲之现任庾亮幕府里的参军，北伐初动，羲之对胜利充满期待，所以才有那种积极问世的豪情。而谢安此时还是山阴隐士，偶尔来一次京城，老觉得俗世嘈杂急着想回到他那世外桃源里，心境自然不同。二人都是南渡人物，但王旷死于战乱，北国对于羲之有杀父之恨，谢安没有这份体会。这些不同之处和各自心情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谢安出仕，羲之隐遁，两人好像交换了位置，是以见出“此一时彼一时”的哲学意味来。
这次冶城之辩，两人都表达了自己，同时也受了对方的影响。我们不妨这样推论此次辩论的效果。正是因为羲之的一席话，挑动了谢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潜在价值观，后来成为挽救东晋的历史英雄（他指挥打胜了淝水之战）。反过来，王羲之晚年却恰如谢安今日所表达所追求的，成了隐遁山林的世外之人。人生就像旋风一样，左右交换，前后倒置，今日的我就是明天的你，这也许就是无常。屈原有一首诗，叫做《悲回风》——二人的转变就像回旋之风一样——可叹也夫！
不久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庾冰以谢安有重名，必欲致之（当时政客都喜用名士），多次催促谢安所在的郡县官员敦促，大有逼之就范的气势。谢安不得已只好赴召。此时谢安刚刚二十岁，虽属“已冠”，出仕不为违例，但比起羲之二十五岁起家实在嫌早。谢安应庾冰之召“出西”而到建康，与在京担任丞相长史的王濛清谈一番，当是顺便之事。谢安隐居会稽东山，这次赴建康应命时间很短，史书称：“月余告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