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彬沉寂了一会，他问秦副所长：“你对各股室考核细则有什么看法？”。
“你说这个，我想法可多了。我总觉得我们的考核体制出了问题，工商局那班人只考虑自己，根本就没有为下面着想，也根本没有从实际出发，尽是在那儿胡想的，有的说得严重一点还有违法的地方”。
刘建彬静静地听着，秦副所长继续说：“比如，学习考核。人教考核：每周政治学习二次，业务学习二次，每周所务会一次，每月还有支部的‘三会一课’；各条线考核：每月至少要一次业务学习，另外，每人半年要写一篇业务方面论文。我们来算算就这学习一周要占去多少时间？下面要是按照他们的考核细则做到位，光学习开会的时间每周至少得用三天，外加上县局所长会和各条线的业务会议，还剩多少时间工作？幸好各所没有严格按这时间安排。考核人员在考核的时候很认真，学习记录只记录学习目录和提纲还不行，还要记录详细的学习内容。就算没真学只假学，安排人员抄也要多大的工作量？浪费多少人力财力资源？即使这样，你提了，领导只说一句话，你就无言了：提高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有错吗？”。
他顿了顿继续说：“还比如：商标的注册，《商标法》里明确规定，由企业自愿申请，再如《合同法》也明确规定，合同鉴证，由企业自愿鉴证，考核细则是怎么规定的，每年要完成多少件商标注册，每年不但要完成合同鉴证份数，还要完成鉴证费金额数。你说是什么事？本来是企业自愿的事，由于考核规定了件数和金额，不管你工商所用什么方法都要完成任务，客观上是强迫企业注册和鉴证。再比如，消费者调解也规定每月一定要调解几件，多调解多得分。致使工商所没有消费纠纷你也得要调解，不然，除非你甘愿排最后一名，所以，大家心知肚明，有的所那么多消费纠纷调解是怎么来的”。
其实秦副所长说的这些，刘建彬不是没有感到，只是不敢像秦副所长这样说。但刘建彬还是说：“你别说得这么极端，比如：罚款任务，就能促进你主动执法，再比如：监督管理，尽管说有多少次检查的要求，但也能促进监管人员履行起监管职责，你说不是吗？”。
秦副所长说：“下达罚款任务，其实国家已经早已规定不允许，为什么这么热衷？而且副作用是人所共知，至于说考核细则规定的监管任务，看起来是促进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其考核的方法不科学，我们考核最终目的是看实际的监管效果，考核不去实地考核监管效果，而是看监管记录打分”。
刘建彬对秦副所长说：“你有给局领导提出过这些想法吗？”。
“我给局领导提出我的想法：考核细则要去掉疑似违法的东西，去掉不好导向的东西，去掉违反国家规定的东西，还有去掉没必要的东西。可我提出的领导一条也没有采纳”。
刘建彬说：“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采纳吗？”。
秦副所长说：“官大压人呗”。
刘建彬文绉绉地说：“非也非也，我也赞成你所说的所想的，说不定工商局也赞成你的所说所想，再往大点说，市局也赞成你的所说所想，我们以小比大，我们对工商局这样的考核细则无奈，省局是对市局这样考核，市局也无奈，市局要对县局这样考核，县局也很无奈。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就出在决策层那儿，我们还是要说决策层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将每条线工作细化到你无法挑剔的地步。但立足点发生了错位，不是从基层监管实际出发，而是从‘我’出发。由于制定考核细则的立足点发生了错位，所以制定的考核细则说好听一点的是不科学，说不好听的就是导向发生偏差，这就是人们常讲的：上级是遥控器，下级是电视机”。
听了刘建彬这一通理论，秦副所长倒反问刘建彬：“依你说，考核细则应该怎么制定？”。
刘建彬说：“我说了也不算，但我可以试着说说我的观点。首先制定者要立足基层制定，不能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想当然，有了这一转变，现有的考核细则就要发生颠覆性变化。制定考核思路我是这样想的：抓住我们的职责实质，去掉枝枝桠桠。具体到考核细则修正可以想定：商标注册、合同鉴证都是企业自愿的，不应该下达什么任务，下达了任务反而是我们求着企业的，只要我们做好宣传和企业有要求的时候积极协助企业办理就行。再比如，维护消费者权益问题，我们就考核下级对消费者的投诉是否积极受理，积极帮助消费者维权即可，不要什么理事会会议记录那些东西，什么一个月一定要调解多少起消费纠纷任务，很简单就是对于消费者投诉推诿不履行职责的追究其责任即可。至于监管，我不搞什么你一年检查几次，那都是纸上东西，我就检查你辖区监管的实际效果如何？而且是不预先通知式的实地检查，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东西一律废除。以此思路制定考核细则，我不敢说是科学的，但敢说是更接近实际一点。这就是我不成熟的思考”。
秦副所长听到这里，兴奋地说：“我也是这样向局领导建议的”。
刘建彬笑笑说：“光你我这样说，其实等于没说。我有种预感：要不改变目前的考核模式，我们基层的工商管理工作会越来越乱的。不知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秦副所长好象明白了：“照你这样说，问题就出在上上面？”。
刘建彬用他只会的一句英语回答：“yes”。
秦副所长摇摇头：“听不懂”。
刘建彬大声说：“就是‘是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