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的想象往往在穷思竭虑的时候才肯出现。张昌密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在某矿山探测瓦斯的“潜探支架”上找到了亮点，使一个朦胧在意识之中的东西清晰起来了。这个东西，他们称之为“管棚法”，即把40多根钢管打进55米堆积层，一直打到山体的基岩中去，好像在隧道外面预先编好一个铁笼；然后每挖开一段，立即将钢管垂直撑住，并用角钢横向连接起来，形成密密的网状棚架，托住上面的弃土；再辅以“小导管灌浆”等办法，尽可能使松散土凝成整体……他们认为这是至目前为止唯一可行的方案。
55米长的钢管，是否承受得住山体的挤压？一切是否都能如愿？在付诸实践以前，没有绝对的把握。在论证会上，专家们难以断言。一位原拟聘为顾问的老专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冒险的方案，并且愤然离席，从此不再参加对此方案的讨论。
正是举棋难下的时刻，总指挥杨智民果断地拍板了！是军人的胆略，使这个新隧道施工方法降生在世间。
直到工程结束，他们的管棚法施工方案上，仍然没有落下地方设计单位应有的签字。这就等于说，其后果将由部队单方负责。身材矮小的杨智民、瘦脱了形骸的张昌密和他们的战友们，把整架山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从理论和技术的角度来说，老专家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愤然离席，甚至是对科学的严肃性负责的表现。但在此之外，军人还有军人的道理：打仗，有六七成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了，其余的三四成，要靠勇敢去拼，靠临机处置的智慧去夺。
事实再次证明，这三四成是夺得到的。
杨智民虽然做了多年后勤工作，工地上下的人都公认他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将军”。在外交上，他打得开局面；在该下决心的时候，他不犹豫。一旦下了决心，他就扑上全副精力务求必胜。
“管棚法”在堆积层地段破土动工了。某工兵营挑选了二十七名精壮战士，组成了第一工班。事后知道，这二十七人中有二十四人悄悄写好了遗书。
“管棚法”初战成功。但是，那二十四份遗书并非无谓之举。隧道钻得越深，风险越大。1985年8月，隧道掘进到五十五米的中段，成败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一天夜晚，天降暴雨，隧道顶上的公路路面发现裂缝。雨水不断灌进去，裂缝在半小时内由0。6厘米扩大到。5厘米。大塌方的危险，威胁着几十米深处的隧道。尚未被复的断面，钢管在悄悄变形，碎石和土块沙沙地掉下来。由小漏到大漏，是一个加速运动，如不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杨智民和李九明当机立断，突击灌注拱顶，抢在大塌方到来之前，把拱架之上的空洞填死。
这是一场与死神争时间的竞赛。胜利与失败，可能只有一秒钟、百分之一秒的间隔。单靠卷扬机输送水泥和石料，已嫌太慢。杨智民从另外两个作业面紧急调来援兵，排成两行，用水桶、簸箕，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器具，人工传送。
拱顶许多地方只有不足六十厘米的空隙，战士们只能趴在“老虎嘴”里，用手推，用脚踹。谁也不知道塌方还有几分几秒到来，所能做的只是发挥人的体力和运动节奏的最大极限，在“老虎”一个呵欠打完之前把它填满。迟疑和胆怯，等于坐失良机，怕死只能加速死亡到来。
战斗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清晨五点，人终于胜利了，大塌方被制止了。有的战士一听到解除危险的信号，立时瘫倒在地上。
这八个小时，杨智民，李九明，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沈太昌、工兵处长李坤友，一直站在现场的危险地段。凭体力，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参加那高速传递的人流；论指挥，那时也不需要更复杂更玄妙的计谋。但他们一直钉在这里。与其说他们在指挥，不如说在给同志们壮胆。他们的存在摆成这样的格局：一旦塌方到来，他们将与面前的战士葬在一丘土下。他们以此向战士们证明，用不着害怕，他们一定胜利。
副指挥李九明再次体验了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的感觉。那时，他曾站在贴近敌人前沿的山坡上，指挥两个团队和一个炮群攻克巴沙县城，之后又挥师直捣柑塘。工地上几次大的险情发生，他都在现场。作为一个当了二十三年工兵、打过多条隧道的老工兵处长和曾经亲临战阵的人，如果工地出事，他觉得应比别人负有更大的责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