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整编，最棘手的是干部进、退、去、留问题。想走的，部队需要，不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如果从“甩包袱”或是迁就照顾个人情绪出发，会少许多麻烦，又可以被感谢，但部队建设要受损失。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格的检验。
按整编方案，该师撤销后，将以师机关为基础，加上另外两个坦克团的干部，组建坦克旅。上级把筹建坦克旅的任务，交给师党委牵头。于是，许多同志巴望师党委在坦克旅领导班子和机关里多挤进几个“自己人”。老实说，师里几位领导在最初拟定的预案中，也未能摆脱这种情绪的支配。
这天，政治部主任朱勋耀带着预案去参加上级主持的协调会。会上先由两个坦克团介绍干部情况。朱勋耀一听，两个团的一些营团干部条件很好，整编后旅直辖营，团一级没有位置了，把这批有专业特长的干部放走太可惜了；而预案中有些位置安排的却不是懂坦克业务的本师干部。他没敢把预案亮出来，赶紧回来汇报。为此，师党委开了三次会。最后还是决定从有利于坦克部队建设出发，对师机关原已选入的干部忍痛割爱。结果，旅参谋长、副参谋长、技术部主任、作训科长、战勤科长以及技术部大多数干部，都由两个坦克团的干部担任。旅机关包括旅领导在内的九名副团职以上干部，师里占四名，两个坦克团占五名。这个方案一报上去，一次就通过了，军里和两个团都满意。
被师党委“忍痛割爱”割下来的干部，有一位叫王振乾。他1968年入伍，当过十年作训参谋、四年教导队长，对步兵业务很熟，精明能干。7月份师教导队撤编，调他代理军务科科长。整编期间，军务科是任务最重、最繁忙的部门之一，他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干得很出色。师里本来安排他担任坦克旅副参谋长，后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一位毕业于装甲兵学院、熟悉坦克业务的干部，把他“编余”了。
采访时笔者见到了王振乾，此时他是“善后办”行政组的负责人，相当于司令部参谋长的角色。前不久，成都军区李硕副政委在关于编外干部工作的电话会议上表扬了他。
这确实是个优秀干部。他说，他对军事工作充满兴趣，提升不提升是小事，就是想在部队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在路已堵死了。军里几次考虑起用他，都未成功。前不久又介绍他到省军区所辖预备役师当参谋长，也被退回来了，因为那里的干部也多。军干部处的同志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得承认现实，确有不正之风，一些优秀干部的位置，被一般化干部顶了。现在，我们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组织上尽量替你考虑；一方面你自己找找门路，只要有接收单位，我们立刻放人。”
听到这些情况，我越发觉得该师党委当初“割爱”之举难能可贵。
整编中，这个师要交出去四十三个连队。怎么交？交出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党委成员想法很一致：整编不单是减人数，而是要提高战斗力。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师，再没有给军队效力的机会了，交出去的这些连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们师的作风如何，战斗力如何，将从他们身上体现。因此，一定要交出一支呱呱叫的部队。
选配、调整这四十三个连队的干部，只有一条标准：选好的！不少老首长、熟人和上级机关的同志打电话、递条子，或者找上门，要求对某些干部给予照顾。凡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一律不办。到整编结束，他们共压了二十三张条子。
10月6日，S师某团二营要出发了。这是该团唯一保留的营，将转隶于兄弟师的一个团。
一大早，十八台汽车编好行军次序，载着装备器材，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干部战士背着行装，列队在前面。
柴政委、张副师长和团里领导都来送行。柴政委和张副师长已在这个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从全团挑选干部，充实到这个营。营长配的是军的“连长标兵”罗真宪，教导员是“战斗英雄”朱山荣，副营长是年年立功受奖的好连长朗一偏初。另外还由本团选出的八名干部和炮团的四名大、中专毕业的排长，换下了该营十一名岁数较大、文化较低的干部。由于该营训练任务重，战士饭量大，是有名的“超粮户”，师里又给他们补粮三万七千斤，外加二千元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