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滓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呜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啕。他的嚎啕，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包！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起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部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灼灼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起扑向小陈。一个揪住她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了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吗！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啊！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的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