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眨眨眼睛算作回答，也算作感谢。我凝神地想，原来我看到了列祖列宗并不是在停尸房里而是在往劳改队医院来的小路上。
头昏脑胀，万花筒仍在旋转。有一次纳塔丽和我去巴黎万塞娜公园的游乐场，她非要拉我去坐翻转车，这次我又出现了这种感觉，我对她说：“纳塔丽，我现在才体会到中国话说的‘玩得痛快死了’和‘好得要命’是什么意思！”纳塔丽却咯咯地笑，往我嘴里塞了一个蛋卷冰激凌。
你看，春天的巴黎人一点也不懂得有关死亡的语言。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经常提到纳塔丽。在美国东海岸告别的那一夜，你还鼓励我要经常和女人玩（你把所有的女人都称作“女生”，这种台湾校园的称呼也常使我发笑）。你这种洒脱我在大陆上的“女生”中可从来没见过，以致我只能把你比做换白菜根给我的那位杂技演员。因为你们俩在性方面同样的豁达，虽然你有着一套高深的理论而他仅仅从低层次的实用性出发。请原谅我把你和他扯在一起（我要求你原谅的地方实在太多，我都能想象到你读这本书时那副无可奈何的可爱表情）。你曾查算过我是射手星座，我注定了一生要过曲折的生活。而一生的曲折就使我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混到一起，混得又那么合乎阴间的逻辑。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发黄的聋子医生并不是绢素的人像而是发黄的灯光使他发黄。他微微佝下身来，眼睛盯着我的鼻子问道：
“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黄色的屋顶黄色的墙，黄色的巫师长着黄色的头发和胡须。这一切都迷蒙在如雪花般飘飞的粒粒金星之后。我奇怪我死了不过一小会儿阳世却变得如此金碧辉煌。“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聋子医生又问道。他从来不把眼睛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诊治病人时他习惯这样，而除了病人以外的任何人他又万分害怕。他盯着我的鼻子的目光毫无表现力却因此更加神秘，犹如那当墓碑的砖头上模糊的字迹。
我想说我的感觉很糟糕，觉得自己一切都错了的感觉比任何病痛还可怕。我首先是投错了胎，我应该在钻出母亲子宫之前先探望一下这是不是一个穷人家。然后又入迷地去追求真理，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或者说一股劲儿地从马克思追溯回去。为此，我们几个教员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但你知道一九五七年我们全部成了“右派”，一个也没有漏网。等我们懂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法定的要以我们领导人的智力水平为限，超出了他们的程度便是犯法已经太晚。若干年后我提笔叙述这段经历，而那时的读者读了却哈欠连天。他们说我描写风景的文笔还可以，为什么非要去写“主义”？小说里插进那么多理论实在倒胃口。他们不知道正是理论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使我认为我的一生都白活了，活着还不如去死。
我罗哩罗嗦告诉了他我的感觉而聋子医生却置若罔闻。“你没力气说话就别说吧。”他看着我的鼻子拍拍我。
坦率地说我那时便想到自杀。当我说这段故事时你还曾怀疑：“为什么好不容易活过来却马上又想到死？”真的，一次一次的欲死未死真的把我搞腻了！‘如果一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死亡，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不是现在仍在追求“意义”的吗？不过那时我想死还没想很仔细，还没想到用什么方式更没想到用枪击自己的哪个部位，我想死如同想念我的故乡；我想死想得流出了泪水。
“好了！能哭就能活。”
我听见聋子医生高兴的声音。他听不见我的话却能看见我的眼泪。
“能哭就能活，”多么富有哲理！聋子医生无意中的一句话，贯穿了我若干年后写的全部小说。
他懂。
我想我应该为他一人而写作。
“你知道我用什么药把你救活的吗？”我的复活使聋子医生兴奋异常，他俯在我脸上这样问。他嘴里喷出一股发酵的黄豆粉味，我仿佛被埋在一垅垅绿色的黄豆叶之下。我看见我头上张开了绿色的天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