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拿起剃须刀时他才停止了哼唱。薄薄的刀片给了他某种警告。停止了哼唱后他方意识到他刚刚哼唱的仍然是俄罗斯歌曲：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他随着弗雷顿走进餐厅。弗雷顿彬彬有礼的蹲在餐桌旁温柔地望着他。是的，弗雷顿，你和你的名字一样值得人爱。细心的女主人把煎鸡蛋和报纸一起摆在餐桌上，好似她本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我从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是谁说过这样的话？
他一面嚼着土司一面用拇指和中指捏起一份报纸抖开。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如此相似。倘若换一个地名和人名你会以为这些不过是中国的“马路消息”被印成了字：谋杀抢劫偷盗车祸火灾卖淫……“马路消息”也好铅字也好都在传播艾滋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然而他把眼睛移开报纸却发现窗外加州的天气依然碧蓝透明。
几个白人儿童和黑人儿童在马路边扔飞盘。白孩子白得耀眼黑孩子黑得发亮。飞盘在空中划了一个有弹性的弧形落在车库门前。他喝了一大口新鲜的橙汁。
他感觉到了舒畅。悠闲的舒畅像阳光徐徐温暖了他的全身。他甚至感觉得到冰凉的橙汁从胃囊是怎样一点一点咝咝地渗进他所有的血管。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安心地等待静慧犹如在等待上街的妻子回来。
一时间他恍惚就是这所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的主人。乔，不过是他儿时的玩伴。四十年世界并没有多大的长进。人们一次一次地以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划时代的是世界起着根本性变化的时代，但每一次估计都落空。世界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白孩子和黑孩子在玩飞盘。四十年前他和乔在他家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的花园里玩弹子。乔是个老流鼻涕的迟钝的孩子，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升级考试也很少及格。他对待乔就像白孩子对待黑孩子一样。小客厅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他们在响着蝉鸣的大树下咂冰激凌。那时他们崇拜的是埃洛·弗林和加利·古柏，那时还没有什么史泰龙没有什么霍斯廷。那时乘自备轿车来打麻将的太太们把在上海街头等待公共汽车的小市民听到“八路来了”误传为“八路来了”而吓得飞跑当作趣闻笑得筹码撒了一地。那时他们在“林肯”“克莱斯勒”“奥斯汀”“雪铁龙”之间穿梭游戏还不明白“八路来了”和“八路来了”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可笑。那时他不吃沙利文的蛋糕而喜欢吃街上挑着担子叫卖的粉蒸糕。那装满米粉的木模中冲出一股白色的蒸汽同时发出鸽哨似的啸吟。那团米粉浓郁的乡村气息岸然地藐视大上海西方化的繁华，每一次都能唤起他体内某种神秘的密码或是说预示了他未来的归宿。尔后果然“八路来了”尔后这样的童年整个如同一桌输赢已见分晓的麻将被稀里哗啦地推倒尔后他和乔不过是被码在不同的牌垛上。
冰激凌的世界融化了然而麻将还在继续玩。许多年后当他在监狱里写“自我检查”时常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不过是一枚被输掉的筹码。
赌徒跑掉了，筹码却被定罪。
上一次来美国乔就说过，“如果当时伯父伯母带你全家来美国你会做得比我更好。”
而他在微醺中斜睨着乔：“我在大陆也做得不错嘛！”他的酒意和傲气都一同涌上了彤红的面孔。
是的。如果我们当时举家迁来美国我会比现在的你干得更好。在美国的白手起家打出天下的并不全是智商很高的中国人，可是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敌对阶级的子弟然而后来又成为“对四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却个个必须具备异常的禀赋。不然，你活都活不下来。这点你知道吗？
然后他开车送他回旅馆，一路无话。小汽车在他们两边如流水般过去。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和迷惘都僵在脸上了，以致两人都不敢互相瞧一眼。几天后他便带了金妮来见他。两个男人中间必须有个女人才能活泼地对话，在性上面两个朋友才能证明彼此相同。
这里的餐厅大客厅小客厅书房呈现出的是一种轻飘的豪华，远逊于四十年代那种极为厚重充实的气派。科技的发展不过是制造出了许多代用品，假心假肺假胃假肢假生殖器最后连人都能够做假，所有的摆设当然更能以假乱真，一直到古董和名画。他记得他母亲的旗袍一直是雇上海最高级的服装师到家里来剪裁缝制的，而现在的时装居然可以批量生产。整个现代世界给他的感觉是底气不足；西方的富裕使贵族化日益变得庸俗不堪。他在这所大房子里踱来踱去，将两手操在裤兜里。他寻找不到失去的儿时的感受。保存一段回忆的最好方法便是将它用历史的灰尘封闭起来。要感知它只能钻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的陈设和景物都会折磨人，你千万别去碰它。（未完待续）